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相互分离时，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管理层为了自身利益并不是必然按照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投资（Jensen等，1976），依赖分析侧重于管理者的私人成本还是私人收益，形成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两种研究结论。Bertrand和Mullainathan（2003），Aggarwal和Samwick（2006）以及辛清泉等（2007）在私人成本研究思路下分析，新项目的实施需要管理层付出更多的学习成本和努力的工作以适应新环境，承担更大的监管责任等大量私人成本，过高的私人成本可能导致管理层放弃净现值为正的项目，造成投资不足。Jensen（1986）在私人收益研究思路下分析，管理者有动机利用公司资源获取私人收益，通过控制更多的资源便于私有收益的获取，因此管理者有建造“企业帝国”的冲动，造成过度投资。

政策不确定性下，股东对管理者行为更加难以监督，比如难以辨别项目的成功或失败是归因于管理者自身的努力还是归因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致使代理成本增加。Narita（2011）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增加了契约的折扣率，使得监管更加困难。面临高的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厌恶的管理层可能对投资更加懈怠，这会进一步加剧代理问题下的投资不足问题，而缓解过度投资问题。在我国还存在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层代理问题，高的政策不确定性也增加了中小股东对大股东行为的监管难度，控股股东可能通过增加投资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申慧慧等，2012），从而政策不确定性也可能缓解企业面临的投资不足而加剧过度投资。(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