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投资决策最终大都由控股股东或管理层决定（下文称之为决策者），面临政府提出的振兴新兴产业政策，是否进入新兴产业对决策者来说是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因此在决策时可能更为保守。面对无法明确概率分布的政策不确定性，根据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并考虑到政策的重要性，决策者可能更为损失厌恶，决策更为谨慎，比如更可能高估政策带来的风险（表现在更高的折现率预期或更高的现金流波动预期上）而低估政策可能带来的收益。

另外，面对高度不确定性，决策者可能会从多个渠道收集信息以提高决策正确性。一般认为决策者比普通投资者掌握更多关于企业投资的信息，但是面临政策不确定性时，决策者的信息集同样不完全。政策不确定性改变了决策者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分布，导致决策者对政策的理解在某些方面并不比普通投资者更多。很多情况下，当个体判断缺乏信息以及可信性时，会依赖其他人的判断（人们可能认为其他人拥有更多的信息或者拥有自己所不知道的信息），Keynes称之为惯例（convention）。根据从众心理，当面临不确定性时，决策个体对自己的判断缺乏信心，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其决策行为越容易受大众群体的影响（Coleman等，1958）。企业决策者也不例外，Morck、Shleifer和Vishny（1990）研究发现，企业管理者在进行财务决策时可能从股价中推测投资者拥有的信息。

由此决策者也会预期从资本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反应中获得信息，获知投资者（包括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对新兴产业政策的信念和预期，从中推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未来市场前景。尽管投资者的信念或预期可能存在偏误，但是从某种角度上讲，越是有偏误，反而越能反映投资者信念和预期的性质，决策者从中获得的信息也更为明确。当然决策者可能无法充分识别投资者信念或者预期的偏误部分，受其影响自身的信念或预期也会带有偏误。甚至决策者可能基于投资者预期调整自己的预期。因为按照Nofsinger（2005）认知失调理论的研究，个体情绪（比如管理者预期或信念的偏误）更容易受到社会情绪（投资者预期或信念的偏误）的影响。花贵如等（2011）认为投资者情绪会塑造管理者的乐观或者悲观情绪。由此投资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乐观预期可能引发管理者的乐观预期，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悲观预期也可能引发管理者的悲观预期。

总之，面对高度政策不确定性时不完整的信息集，决策者可能参考资本市场投资者反应以推测其拥有的决策有用信息。尽管政策不确定性可能加剧资本市场投资者的预期偏误，但是决策者无法充分识别，甚至受其影响表现得更为乐观或悲观，进而对其投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即政策不确定性可能通过影响投资者情绪间接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由此，本书提出如下假设：(www.daowen.com)

假设6：投资者情绪在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假设6a：政策不确定性与投资者情绪显著负相关。

假设6b：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支出显著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