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情绪主要通过股权依赖渠道、理性迎合渠道以及管理层乐观渠道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行为。

在股权依赖渠道下，投资者情绪作用于股权依赖企业^[9]的权益融资成本。投资者情绪影响股票定价，高涨的投资者情绪导致股价被高估，而低落的投资者情绪导致股价被低估。理性的管理层可以利用不同的市场时机发行或者回购股票以降低资本成本，融资成本的变化会间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且股权依赖程度越高的企业，其投资支出受到投资者情绪的影响也越显著。由此对股权依赖企业来说，不断攀升的投资者情绪不仅使股权融资更为容易，而且由于股价被高估，也使股权融资成本更低，大大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刺激企业增加投资，也因为如此，企业是否面临融资约束，是股权依赖渠道发挥作用的关键影响因素。

理性迎合^[10]渠道下，即使不存在融资约束，投资者情绪依然可能影响企业投资，是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投资的直接作用。在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制下，股东为了激励管理层为其利益工作，很多都制定了包含股权激励的薪酬计划，公司股价的变化对管理层财富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企业股价表现是投资者判断管理层经营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计划导致管理层非常关注企业当前股价，并可能为了自身利益通过一定的行为维持当前股价最大化。一定时期内如果投资者偏好资本支出较高的企业，并愿意为这类企业支付更高的溢价，那么管理层即使意识到投资者对企业未来发展前景存在高估，也可能主动迎合投资者的这种偏好增加投资。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如果管理层拒绝了“实际”净现值为负但是却被投资者“感知”为净现值为正的项目的话，会被情绪高涨的投资者认为是企业投资机会减少的信号，从而抛售股票导致股价下跌，这不仅影响管理层个人财富水平，甚至威胁到其职业发展。因此，迫于市场压力或者为了获得更高薪酬，管理层会主动迎合投资者高涨（低落）的情绪而增加（减少）投资。(www.daowen.com)

股权依赖渠道和迎合渠道的分析均假设投资者非理性而管理者理性，然而现实世界中管理者同样存在非理性行为，而且相比普通投资者而言，更可能出现过度自信以及乐观等心理偏误（Malmendier等，2005）。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行为更容易受到社会行为的影响，相对来说，投资者情绪形成资本市场的氛围，而管理者决策是一种个体行为。因此管理层的心理偏误更可能受到情绪感染的影响进而影响其决策行为，最终表现为高涨（低落）的投资者情绪对管理层乐观（悲观）发挥感染作用，投资者情绪可能通过管理层乐观（悲观）的中介作用影响企业投资行为（花贵如等，2011）。

无论上述何种路径发挥作用，我们都预期，投资者情绪会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