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首个五年计划，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除伴有短暂的中断以外，已经顺利完成了十一个（从“十一五”开始国家将“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从2011年开始实施。胡鞍钢等（2011）研究发现，在全世界范围内20个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中，有13个国家执行了五年规划，^[2]其中在发展最为迅速的10个国家中，有8个国家执行了五年规划。

产业政策是政府在实施五年计划过程中制定的追赶发达国家的经济战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五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Chen等（2012）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能够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发起的产业政策。每一个五年计划意味着某些受支持产业的投资浪潮。比如从第八个五年计划（1991—1995年）开始，我国开始大力发展汽车产业，私人汽车拥有量从1990年的81.62万辆增长到1995年的249.96万辆，增长了206%。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期间机动车的年生产增长率达到23%，而小轿车的年生产增长率高达38.47%（陈冬华等，2010）。

与此相对应，政府也颁布了很多其他政策，比如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以及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十五大（1997年）召开以后，“国进民退”的发展思路也更趋于成熟，2005年就提出《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但是时至今日，民营企业的发展依然很薄弱，从“中国企业500强”中位列前茅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以及“世界500强”中民营企业更是寥寥无几中可见一斑。循环经济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以调整我国增长结构不合理，将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到节约型转变为目的，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3]尽管围绕该概念形成了一系列产业链，但是最终发展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陈晓红、傅滔涛和曹裕（2012）基于某大型冶炼企业调研发现，企业拥有创新技术，但是却没有很好地使用这些技术创造收益。袁丽静（2012）基于钢铁产业视角发现，企业还存在很大的空间提高循环经济技术效率。各级政府部门在循环经济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环境以及能源消耗问题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www.daowen.com)

每个政策颁布后的实施以及影响都面临众多不可知因素，从而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政策不确定性。五年计划中受支持产业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尤其是政府融资上的支持更能显著降低政策引发的不确定性。陈冬华、李真和新夫（2010）以1991年到2010年四个五年计划为考察期间，发现受到政府支持的产业在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上更方便，而且融资成本更低。比如在第九个五年计划中，农业被列为支柱产业，一直到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政府一直强调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其中在第九个五年计划中强调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且各级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农业，结果同期农业产业相关上市公司的IPO数量（金额）、SEO数量（金额）以及银行贷款的数量（金额）均达到两位数的增长倍数。排除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以外，其他政策很大程度上也因为实施不到位从而收效甚微。总之，新政策颁布前后可能引发一系列不确定性预期，但是如果预期政策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将大大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