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研究表明，投资者情绪主要通过股权依赖（equity dependence channel）渠道、理性迎合（rational catering channel）渠道以及管理层乐观（managerial optimism channel）渠道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行为。

（一）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股权依赖渠道

上升的投资者情绪可能推动股价至其内在价值之上，相反，下行的投资者情绪也可能导致股价低于其内在价值。理性管理层可以利用不同的市场时机发行股票或者回购股票，以降低权益融资资本成本。Stein（1996）通过理论模型证明，投资者情绪确实会通过股票价格影响资本市场融资成本，但是并不会影响企业投资项目的选择。但是Stein（1996）理论推导过程中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即企业不存在股权融资约束。Baker、Stein和Wurgler（2003）在Stein（1996）理论推导的基础上考虑了融资约束问题，认为如果企业非常依赖外部权益融资进行投资，低落的投资者情绪导致股价被低估，此时权益融资成本相对较高或者难以筹集到权益资金，可能导致股权依赖企业^[4]放弃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而产生投资不足；高涨的投资者情绪导致股价被高估，股价高估激励管理层择时发行权益，大大缓解了股权依赖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较低的权益融资成本会刺激企业增加投资，即在股权依赖渠道下，投资者情绪首先影响企业权益融资成本，进而间接影响其投资支出，且企业股权依赖程度越高，其投资支出受到投资者情绪的影响也越显著。

Gilchrist、Himmelberg和Huberman（2005）通过模型检验管理者应对投资者异质性信念的最优融资和投资决策。然后使用分析师盈余预测方差衡量异质性信念，利用Panel VAR辨识出异质性信念中反映投资者情绪的部分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高涨的投资者情绪导致净权益发行增加进而实际投资增加。刘端和陈收（2006）以及郝颖等（2010）基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研究也证实了股权依赖渠道的存在。

（二）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理性迎合渠道(www.daowen.com)

Polk和Sapienza（2009）在Stein（1996）的短视模型以及Baker和Wurgler（2004）的股利迎合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投资的理性迎合渠道。在这一影响路径下，企业即使不存在融资约束，投资者情绪依然会影响其投资支出，即投资者情绪可能直接作用于企业投资支出。所谓迎合指理性的管理者明知道投资者对公司的预期产生偏误，还通过一定的行为来维持这种偏误，以达到某些目的，如维持当前股价最大化等。理性迎合渠道指的是理性管理层迫于市场压力，为了获得更高的薪酬（Bolton等，2006）或者保住自己的职位（Jesen等，2005）将非常关注当期股价。如果在某一阶段，投资者偏好资本投资支出高的公司，预期该类公司有较好的未来增长前景，导致股票出现溢价，为了维持股票溢价，管理者会主动迎合投资者偏好进行投资。另外，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问题，投资者只能通过观察公司的决策行为对企业未来价值进行判断。如果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理性管理层拒绝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但是情绪高涨的投资者可能认为这是企业投资机会减少的信号，从而抛售股票导致股价下跌，这会增加管理层被解雇的危险。因此管理层会主动迎合投资者高涨或低落的情绪而增加或减少投资，而且企业价值越难估计，越不透明，投资者情绪的影响越持久，管理层的迎合动机也就越高。

Jensen（2005）发现价值被高估企业的管理层为了迎合乐观的投资者预期会更加急于投资于价值被高估的项目。Grundy和Li（2010）基于管理层薪酬视角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越乐观，股价越被高估，越能增加管理层薪酬契约中持有股份的价值。管理层通过增加投资，不仅迎合了投资者情绪，而且最大化了自身利益。基于我国资本市场数据，刘端和陈收（2006），张戈和王美今（2007），吴世农和汪强（2009）以及潘敏和朱迪星（2010）也证实了迎合渠道的存在。陈菊花等（2011）进一步检验了薪酬结构对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投资迎合渠道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薪酬管制并非一定产生负面效应，在投资者悲观情绪下，存在薪酬管制的薪酬组合反而使经理人在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选择了最优投资。

（三）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管理层乐观渠道

股权依赖渠道和迎合渠道，都以投资者非理性而管理者理性为假设条件。现实中管理层与普通投资者一样可能都是非理性的，比如存在过度自信（Mal-mendier等，2005）以及乐观或悲观（Heaton，2002）等心理偏误。尽管管理层相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掌握更多关于企业内部的信息，但是对于外界市场环境的变化，比如面对政策不确定性时同样拥有不完全的信息，需要参考市场中其他交易个体拥有的信息，因此可能从投资者交易最终形成的股价中推测信息用于决策，而且由于情绪感染的作用，管理层的心理偏误可能受到投资者情绪的影响（Chang，2009），进而影响企业投资行为。花贵如等（2011）将投资者非理性与管理者非理性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证实了投资者情绪对管理层乐观或悲观具有塑造作用，投资者情绪通过管理者乐观主义的中介作用影响企业投资行为，高涨的投资者情绪塑造乐观的管理层预期，促进企业投资增加，而低落的投资者情绪塑造悲观的管理层预期，促进企业投资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