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相关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影响人们的信息加工模式和风险偏好水平，这些因素又都会对人们的情绪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人们的决策行为。Tiedens和Linton（2001）研究发现，人们在确定性的环境下，可能更多使用启发式信息加工模式，而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反而更多使用系统性的信息加工模式，预期偏误程度并不一定会增加。

Kahneman和Tversky（1979）发现面临不确定性时，人们的决策存在确定性效应，即人们对确定性的损失存在风险厌恶，而对包含确定性损失的选择存在风险偏好。人们对有概率的风险情形存在风险厌恶（risk aversion），而对不存在概率时的不确定性情形存在模糊性厌恶（ambiguity aversion）。Trautmann、Vieider和Wakker（2008）研究发现，由于担心来自他人的负面评价，所以人们有模糊性厌恶的倾向，在决策时更喜欢较为充分的信息。在模糊性厌恶下，当获得中等或高收益较为可能且较低可能性发生损失时，人们偏好确定性概率；而当有较低的可能性获得高收益，但是损失较为可能时，人们更加偏好不确定性的概率。直观的解释是当概率不确定性时，人们对自己的立场通常采取一种悲观的预期。Frisch和Baron（1988）发现在面临不确定性时，人们会规避进行决策。(www.daowen.com)

Fernandez和Rodrik（1991）研究发现，当存在不确定性时，个体事前存在固有的现状偏误（status quo bias）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由于现状偏误使得人们对很多改革事前都持反对态度，尽管事后可能发现改革很受欢迎。作者进一步分析，任何一个重要政策的改变，都会带来利益或损失的重新分布，但是利益或损失的发生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现状偏误会影响人们对政策的预期。Eberly（1994）通过观察美国消费者购买汽车的行为，表明更高的不确定性导致消费者更为谨慎的行为模式。还有一些文献表明，较高的不确定性程度给人们带来更高的风险感知。风险感知是影响情绪的重要因素（Holtgrave等，1993），较高的风险感知使人们容易产生焦虑、担心以及恐惧等负面情绪，情绪进而会影响人们的决策行为。Yuen和Lee（2003）发现在压抑的情绪下，人们更加厌恶风险。Mitchell和Phillips（2007）发现，即使轻微的情绪波动也会对神经和认知活动产生显著的影响。正因为不确定性对风险偏好进而对情绪发挥作用，一些心理学研究表明，情绪是人们在不确定性情形下决策时的一个关键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