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外研究类似，国内关于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方面的基本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文献也较多。周春生、长青和郭良勤（2001）通过理论分析认为，项目投资具有不可逆性特征，此时不确定性会影响目前投资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代表了投资的等待期权价值，项目净现值只有超过这一期权价值以后才具有投资价值，而且不确定性程度越高，期权价值越大，企业投资净现值的门槛也越高。作者认为这也解释了企业在面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投资决策更加慎重的倾向。胡乃武和龙向东（2001）构建了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投资模型，通过理论研究证实负向的冲击会导致投资减少。邓英（2008）基于行为财务中过度悲观的假设，通过理论研究证明，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总是预期最坏情形的发生，从而过度悲观的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更少，但是却可能更早投资，市场上理性企业的增加会改善这种情形。吴建祖和宣惠玉（2006）为了研究不确定性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同时使用实物期权模型与博弈论模型，通过理论研究发现不确定性会延迟企业R&D投资，但是市场竞争会削弱这种关系，因为竞争会降低等待期权的价值，企业为了抢占先机，也可能更早投资。杨海生和陈少陵（2009）以现实中的突发事件代表不确定性，以带“跳跃”的几何布朗运动衡量不确定性，使用随机动态规划和实物期权模型，研究发现，不确定性越具有利好性质，等待投资的期权价值越高。阳军、孟卫东和熊维勤（2012）使用实物期权的方法并结合数值分析，通过理论研究表明，不确定性不仅影响企业最佳投资时机，而且影响其最佳投资规模，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等待投资的门槛值，延缓了企业投资，但是最终却增加了企业投资规模，尤其在企业产出规模可变的时候，企业产能利用率会降低，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

在其他领域，刘博研和韩立岩（2010）研究了不确定性与企业现金持有策略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受到治理效应高低的影响。企业面对不确定性时，治理效应越好，其现金持有的调整速度更快，对不确定性的反应越灵敏。马黛和孙国良（1993）基于管制政策实施效果的视角，以台湾股票市场的管制政策为例，分析了管制政策实施效果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证券市场的不稳定。常凯等（2011）研究了政府对企业碳排放量的管制政策，管制政策实施的稳定性会影响碳排放价格的稳定性，进而影响电力企业的经济决策行为。

关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相关文献相对较少。葛世龙和周德群（2008）基于资源税改革进行研究，资源税改革时间的不确定性会对企业开采决策产生影响，而且这种不确定性对资源开采决策的影响随着资源开采所处的阶段不同而不同。在资源开采初期阶段，会增加资源开采速度，而在后期阶段，会降低资源开采速度。夏清华和易朝辉（2009）没有直接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作者分析认为，由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创业企业增长受限，非常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但是要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连贯性，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以确保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实际上作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较低的政策不确定性会有效促进创业企业的发展。

产业政策对各国经济增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日本在短时间之内达到世界一流的工业化水平，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作用不可忽视。相对来说，产业政策对我国企业投资决策影响更为显著。产业政策是我国政府为实现赶超战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优化现有产业结构（支持弱小新兴产业的发展，限制某些产能过剩产业的发展）而实施的重要宏观经济调控工具，我国政府已经先后制定了多项产业政策。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产业政策本身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吕明洁和陈松（2011）研究发现，高技术产业政策促进了该产业资本配置的规模，但是却没有显著推进该产业的技术进步。叶玲和李心合（2012）发现，相对来说在受政府更多扶持的产业中，企业投资规模更大，投资频率更高。潘亮（2012）发现我国产业政策主要增加了企业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提高了企业投资增长率，但是投资效率却很低。江飞涛和李晓萍（2011）分析认为，我国的产业政策表现出很强的管制性特征和计划色彩，例如政府对市场进行了过多直接干预以及越过市场进行选择等，这都会阻碍产业结构的内生动态演化，政策绩效不高。(www.daowen.com)

对于具体产业政策分支上的研究，盛斌（1998）以我国汽车产业政策为例，分析了产业政策的执行，并结合汽车产业投融资、税率等参数，分析了产业政策对汽车产业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各部门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刘冰和马宇（2008）基于我国煤炭产业政策的历史发展，分析了煤炭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控制原煤产量实施有效，可以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对煤炭出口数量的调控也有效，但是由于煤炭价格已经具有一定的市场性，从而对煤炭价格的调控效果不好，煤炭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与技术显著相关，与产业调控相关性不显著。江飞涛等（2007）基于长期以来对钢铁产业投资的管制和调控政策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这些政策可能导致钢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在“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之间不断反复。

振兴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制定以后，众多研究关注该政策对七大新兴产业未来发展前景将产生何种影响。刘澄、顾强和董瑞青（2011）分析了产业政策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郭晓丹和何文韬（2011）分析了政府财政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投资的引导作用。

上述这些研究实际上只关注了产业政策实施以后对相关企业投资行为产生的影响及其对产业影响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对政策公布之前政府将重点扶持哪些产业、制定哪些政策等政策不确定性预期对企业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影响缺乏研究，这对产业政策影响的评价显然是不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