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经济发展史，每一次危机都伴随着政府重大政策的出台，并预示着更多政策出台的可能性。因此危机期间，人们对政府可能出台何种政策以及政策是否通过存在很大程度上的不确定性预期。即使政策已经出台，不确定性问题同样不可避免。例如：首先，政策出台后政府将如何实施新政策，新政策实施力度（包括可能给予的税收优惠以及扶持力度等），新政策可能带来的管制变化以及政策实施的持续性等存在不确定性预期，我们将政府是否出台新政策、出台哪些新政策以及如何实施这些新政策称之为政策实施不确定性；其次，政策出台带来企业经营环境（包括政治环境、市场环境以及技术环境等）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对企业未来经营产生何种影响存在不确定性预期。政策对企业的影响非常普遍，其引发的风险不太可能被完全分散掉，我们将政策对企业经营影响存在的不确定性预期称之为政策影响不确定性。本书所指的政策不确定性主要是指政策实施不确定性与政策影响不确定性。很多经济学家预期政策不确定性阻碍了企业投资，企业希望等待政策更加明朗以后再决定其投资决策。对企业来说，政策不确定性同时也孕育着巨大的投资机会，机会的丧失对企业竞争来说同样也是致命的，现有的研究结论远未达到统一。

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投资行为的研究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不确定性对投资影响的理论研究。基于总体政策^[1]不确定性的研究，Pástor和Veronesi（2012）通过理论模型以及Julio和Yook（2012）通过实证研究均证实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投资。具体到不同政策层面，已有研究发现货币政策（Kormendi等，1985）、财政政策（Fernandez等，2011）、贸易政策（Handley等，2012）、税收政策（Hassett等，1999）以及利率政策（Ingersoll等，1992）等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存在不利影响。更进一步，Bernanke（1983）认为一项政策本身的性质，能给经济带来利好还是利空的后果也会显著影响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的作用。Aizenman和Marion（1993）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的影响方向以及影响程度，非常依赖于不同区域以及特定政策本身，即不同政策之间，由于实施不确定性与影响不确定性程度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从而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亦显著不同。现有文献也很少具体到政策实施或影响不确定性层面研究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这可能也是造成目前研究结论不统一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我国具体制度背景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包括税收和政府财政支出政策）以及管制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影响企业投资行为。除此之外，产业政策^[2]也是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一个关键因素。相比较其他政策来说，产业政策影响范围更为具体，集中体现了政府希望投放资金、吸引人才以及增加创新投资的重点领域。产业政策是各国政府为了弥补市场缺陷，扶持弱小产业初期发展而进行的一种政策干预行为，尤其在政府干预经济较多的新兴经济体中，产业政策成为特定类型企业投资的重要驱动力。产业政策实施需要与其他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土地政策、汇率政策等）协调配合，因而综合体现了这些政策的影响。

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产业政策本身对企业决策行为产生的长期影响。例如Chen等（2012）发现那些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融资更为便利且融资成本更低。胡鞍钢等（2011）认为中国的五年计划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手段，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减少了经济波动。而产业政策是每个国家五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年计划中受支持的产业投资更多发展也更为迅速。那么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项重要工具，产业政策是否依然存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决策将会产生何种影响？对于一项政策来说，我们不仅要关注政策所引发的平均效应（政策本身带来的影响），也要关注其引发的不确定性效应（政策是否颁布、如何实施以及影响如何等不确定性影响）。现有研究很少考虑产业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投资行为，这对评价一个产业政策的微观影响来说显然是不完整的。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实体经济，我国经济也出现超乎意料的增速下滑。为了应对本次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尽快复苏以及确保2009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以上，政府将出台何种政策引发了广大投资者的强烈预期，比如坊间一直预期要实施的“九大产业振兴规划”，随后演化为国务院逐渐颁布的“十大行业振兴计划”，2009年末提出要振兴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到2010年做出振兴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整个过程中到底哪些产业将受益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预期。

相比较几乎惠及全部产业部门的十大行业振兴计划来说，振兴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影响范围较为明确，可以具体到资本市场相关上市公司，为我们基于公司层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便利。相对成熟产业来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风险水平相对较高，政策本身涉及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构性调整，要调整必然就会有风险，即使预期国家将进行政策扶持也不可避免。另外，尽管振兴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决定已经做出，但是如何实施该项政策的具体实施规划和实施条例直到2012年才逐渐推出。因此从2008年出现政策预期到2011年这段时间内，针对政府将制定何种政策，扶持哪些产业以及围绕这些政策还将出台何种配套措施，这些政策具体如何实施以及实施结果都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这为我们研究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投资行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自然实验背景。我国属于新兴经济体，相比较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的波动性更大。由于企业生产、贸易等分散化程度更低，金融市场发展更不完善，从而规避风险的机会更加受到限制。在这种背景下研究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也应该更加显著。(www.daowen.com)

另外，这一背景也为我们检验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截面差异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机会。首先，尽管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法规相同，但是各地方政府实施这些政策法规的状况存在很大差异。当地方政府有动机和能力贯彻落实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时，政策所引发的不确定性预期相对较低；相反，当地方政府贯彻落实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动机和能力较低时，政策所引发的不确定性预期相对要高很多。其一，振兴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提出，在此之前，政府为应对危机已经有了4万亿的刺激经济的投资计划，考虑到各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将如何实施以及实施到何种程度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包含七大新兴产业^[3]，不同产业之间特征（进入门槛、产业竞争程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比如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已相对成熟，也初具产业规模；而新材料、部分新能源等产业相对来说发展还处在初期阶段，技术也更不成熟），发展的基础性不同，预期政府的扶持力度也不同，从而政策不确定性对各个产业的影响程度相差也很大。其三，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自身特征不同，受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程度不同，在面临政策不确定性时，其等待投资的动机和能力也不同。总之，这为我们基于产业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行为所涉及的不同地方政府行为、七大产业特征以及企业特征等不同视角，深入研究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截面差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本书要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即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和我国行政干预力量较强的制度背景，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行为？

我国资本市场具有鲜明的“政策市”色彩，因而产业政策不确定性可能同时引发资本市场的剧烈反应。政策不确定性可能加重资本市场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导致投资者预期或信念出现偏误，加重股票出现误定价的可能性。不确定性影响决策者的信息处理模式。一方面不确定性可能使决策者更为谨慎，从而在信息处理时更多使用系统性的信息加工模式，形成系统性的预期和信念（Tiedens等，2001）；另一方面不确定性可能使决策者更加锚定自身经历，给予先前信息过多的权重，而给予新信息更少的权重，带来预期偏误，而且随着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决策者的心理偏误也在增大，从而带来预期或者信念的系统性偏误，对于过度自信的管理层来说更可能如此（Hirshleifer等，2001）。相对来说，我国投资者的投机性更强，加上有限的公司特定信息供给，造成公司层面的股票回报与整个市场股票回报出现高度同步性（Durnev等，2004）。当面临较高的政策不确定性时，考虑到投资者的信息加工模式，更可能如此。Pástor和Veronesi（2012）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随机折现因子的波动，导致风险溢价上升、股价下跌、股票回报波动性提高以及股票之间的相关性更大。资本市场的高度同步性可能加大投资者预期或者信念系统性偏误的程度，造成整个资本市场股价出现系统性偏误，即政策不确定性会对投资者情绪产生影响。现有行为财务相关研究表明，投资者情绪通过股权依赖渠道（Baker等，2003）、迎合渠道（Polk等，2009）以及管理层乐观渠道（花贵如等，2010）影响企业投资决策。

尽管一般认为企业内部决策者比外部投资者掌握更多关于企业决策的信息，但是面临高度政策不确定性时，企业决策制定者也面临信息不完全（比如政府将制定何种政策、政策实施程度以及政策影响程度等）以及信息不对称（政策变化改变了个体之间的信息分布，每个投资者对政策有自己的理解和感知，并形成自己的信息集，最终影响其信念或预期，这是企业决策者所不知道的）问题，此时他们也希望获得其他个体对政策的认知，以印证自己对政策的理解或者获得他们“感知”为增量的信息。资本市场中的股价反应为决策者观察其他个体对政策的反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媒介。但是资本市场交易个体本身受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存在预期偏误，而企业决策者无法充分区分投资者反应的理性部分和情绪部分，可能受其影响表现得更为乐观或悲观，进而对其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本书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即投资者情绪在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决策行为过程中是否发挥中介作用。

如果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直接路径以及情绪间接路径发挥作用，更进一步，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后果如何，这是本书要研究的第三个问题。现有研究表明，引发投资无效率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别是代理问题、融资约束问题以及管理层非理性行为。本书分别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这三个方面进而影响企业投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