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思想家中，休谟一般被视作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先驱。同为“苏格兰三角”之一的弗格森，则因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建树不多而被排除在外。而由于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上集大成，他（而不是休谟）被视作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然而，政治经济学也只是斯密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全部。实际上，斯密的经济学不是独立的，而是其道德规划的一部分。他的经济学是对建立一个得体的商业社会的寻求，而不仅仅是寻求对经济现象的实证解释。在斯密看来，一个美好的商业社会必须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但这种人性不是单纯的自利最大化或者理性人的概念，而是具有同情心、合宜感和正义感的伦理上成熟的公民。而在成熟的公民伦理之上，一个得体的商业社会必须匹配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公民或阶层的制度。此外，斯密始终关注财富对人的意义。在斯密看来，财富不等于幸福；幸福除了起码的物质需要获得满足之外，更在于内心的宁静。因此，晚年的斯密面对人的物质欲望的极度膨胀，更加强调自我控制这一德性，并将低级的审慎和高级的审慎都放置在这一德性的基础之上。晚年的斯密实际上已经注意到当人迷失于欲望的时候，合宜感和正义感之类的元素容易被遮蔽，而无法使得人清醒地面对自身的欲望。只有对财富本身的反思和站在更高层次上的掌控，才能使得人不至于沦为财富，以及建立在财富基础之上的地位寻求的奴隶。然而，斯密之后，无论是斯密丰富的人性观以及对人的道德情感的重视，还是斯密对商业社会的上述问题意识都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

这种遗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学的现实任务和历史使命本身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变迁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韦森所指出的，到了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时代，已经不需要经济学家们像斯密那样为了“市场经济”而进行呐喊了，而是较多地要求经济学家们注重研究市场运行中人的行为方式以及人是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做出自己的选择的。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不同于斯密对经济学的理解，穆勒将理论经济学视为研究人如何追求财富并建立在某些关于人的行为模式的先验假定基础之上的精密科学。^[4]

与穆勒的立场类似，拿索·威廉·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明确地主张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应该缩小。在他看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关注的范围太过宽泛；政治经济学应该局限在关于财富的性质、生产和分配的讨论上。^[5]西尼尔使用完全实证化的财富概念，财富简单地被看成供给有限、可转移和能够带来效用的事物。这一实证化的概念完全不关心财富与人本身之间的关系，或者财富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之媒介的伦理含义。西尼尔将人的欲望看成经济法则演绎的起点；并且由于人的欲望被看成外生的数据，或者经济学从中演绎而出的最初的假设，西尼尔影响下的政治经济学开始不仅被主观主义而且被演绎方法所主导。^[6]与此同时，斯密原本对人的财富欲的警惕以及人与人之间协调自利的方式的关注，在西尼尔处完全消失了。

而随着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经济学的重心进一步发生了转移。政治经济学的范围逐渐缩小成经济学，而经济学也逐渐变得脱离于道德科学。^[7]以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为代表，经济学开始数学化和自然科学化。杰文斯认为经济科学与物理科学是类似的，并试图以物理学为榜样，发展出了一个原创性的科学的经济学。^[8]这意味着将经济学确立为社会物理学。在他看来，经济所应该做的是追寻自利和效用的力学。而对于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杰文斯认为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那么一定是数学科学。^[9]针对杰文斯的这一观点，J.K.加尔布雷斯（J.K.Galbraith）虽然有些过度简化但是不无道理地指出，从数学科学出发，道德价值将完全被排除。^[10]更为重要的是，杰文斯对经济学的看法和规划意味着与那些融理论、政策、应用和制度安排于一体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决裂。^[11]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杰文斯去世时留下的未完成之作的名字是“经济学原理”，而非“政治经济学原理”。类似地，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也认为经济学的纯粹理论在每一方面都是一门类似于物理—数学的科学。与前两者类似，门格尔将经济学引向“科学经济学”的方向，他的理论中不包含任何的社会议题；其理论是静态的和冷漠的，完全没有斯密和马克思的那种人文关怀。^[12]

与经济学的范围缩小，与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哲学日渐分离相对应的是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也逐渐地转向自利和理性人的概念，而斯密的更为丰富的人性概念被遗忘了。同样是杰文斯，他接受了穆勒的观点，将人能够感受的情感区分为诸多等级，而将经济学局限于众多情感中的特定子集，也就是所谓的“最低级的情感”。在这一前提下，杰文斯将人的行为理解成在最低级的情感的层面上所进行的苦乐计算以及理性选择；而那些自利之外的更为高级的动机形式则存而不论。与此同时，杰文斯假设人是完全独立于他人的，从而完全排除了偏好相互依赖的可能性。这无疑意味着人的社会性的一面和效用的相互依赖性进一步地被排除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外。显然，杰文斯的这些立场普遍为新古典经济学所接受。而这无疑意味着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关心的议题的进一步抛弃。如果说以斯密作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致力于规划一个能够安顿人的欲望的公正的社会秩序，那么自边际主义诞生以来的经济学显然并不关注这样的问题。后者更为关注对理性选择行为进行建模。然而，这无疑意味着经济学偏离了斯密的伦理学传统，而走向了森所说的只关注最基本的逻辑问题，不关注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者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问题的工程学路径。^[13]在这一路径下，目的被看成直接给定的，而所要做的只不过是找出能够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森进一步指出，这意味着经济学的贫困化；由于专注于理性选择和自利的范式，“作为动机的伦理”和“作为社会成就观的伦理”都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14]在经济学日益形式化和数学化，并日益脱离现实关怀的情况下，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难以应对或者也根本不关心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曾经关注过的那些重大社会问题，尤其是当这些问题属于转型期社会的重大问题的时候。

然而，即使是在市民道德建设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具有相当大成就的西方，斯密等人所关注的商业社会的问题似乎也没有完全消失。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足以说明，即使是在现代西方社会，财富、欲望与德性以及合理的商业制度之间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对当代的中国而言，类似的问题显然表现得更为严峻，尽管在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潮流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曼德维尔所预见到的欲望的力量，甚至休谟所设想到的欲望、商业对勤勉和技艺改进的促进，每天都在中国社会中真实地发生。当财富和经济的增长使得人们远远地摆脱了基本生存需要的困厄的时候，人们的内心却变得前所未有的彷徨和紧张。互联网和新式的传播媒介以比传统社会的信息传播远为迅速和生动的方式将全世界的商品市场融为一体，在极大地促进全球市场分工的同时，也使得每个人都暴露在近乎无限的财产和享受的轰炸之下。斯密笔下的“对快乐的同情”与互联网技术、现代广告技术的充分结合，使得欲望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扩散和膨胀。以至于刚刚摆脱基本生存需要的时候，人们就面临着更难以整合的欲望的挑战，这就是以财富为媒介的人对地位和尊严的追求。这一普遍的逻辑渗透在整个中国社会的机体之中。甚至，如社会学家贺雪峰指出的，即使是原本比较纯朴的农村也未能幸免。在《新乡土中国》一书中，作者敏锐地观察到虽然中国现代农村在绝对生活水平上大有提升，但是却缺乏足够的幸福感。人们被越来越有侵略性的广告所刺激起来的物质欲望所控制，有了更大的需求，但是却没有实现这些需求的物质条件。其结果是五彩世界的可能性与对现实世界的无力感结合起来，深深地折磨着这些无力实现被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的农民。^[15]然而，在一个财富文化普遍盛行的国度中，对财富尤其是对地位的过度追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零和博弈。与此同时，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下，贪欲通过与权力勾结的方式攫取财富，对公正的社会和商业秩序造成巨大的破坏。制度和道德伦理的双重缺失使得人们的道德信念和坚持做一个道德之人的选择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在这一情况下，休谟和斯密等人所刻画出来的那种从人性出发衍生出良好的道德和法律结构的社会逻辑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中国社会当前的状况与斯密晚年的英国社会状况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从曼德维尔到斯密和弗格森的思想史中所刻画出来的欲望与商业社会之间可能发生的辩证互动、财富与德性的冲突，以及个人利益的追逐与公共利益在不同情况下可能吻合也可能冲突的复杂逻辑，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仅仅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已经充分地展现出了其全部的威力。只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速度远超英国，而且多少是一种后发性的现代化，因此我们也许面临着商业现代性的更大挑战。

此外，休谟和斯密所展望的那个国际性的商业社会，在全球化以及反全球化回潮的现实背景下，因为涉及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因素，而不仅仅是经济和商业，显然面临着比他们当年所设想的更为复杂的情况。其理论叙述对于应对当今国际商业问题所能提供的思想资源也许比他们在商业社会的国内问题方面的论述所能提供的更少一些。不过无论如何，从总体上而言，虽然他们的思想不可能直接为我们解决现实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但是其问题意识以及对商业社会逻辑的把握显然与我们的实践具有理论上的相关性，能够为我们自己的行动和目标提供启发性的思想资源。

【注释】

[1]Tanaka，S.“The Main Themes and Structure of Moral Philosophy and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Adam Smith”.In Sakamoto，T.&Tanaka，H.（eds.）.The Ris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London：Routledge，2003：134-149.

[2]Alvey，J.E.“The Foundations of the Ethical Tradition of Economics：Plato's Republic”.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2011，38（10）：824-846.

[3]周晓虹：《培育与大变迁时代相适应的社会心态》，《社会》2018年第6期，第81～90页。

[4]韦森：《经济学的性质与哲学视角审视下的经济学——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与展望》，《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3期，第945～954页。(www.daowen.com)

[5]〔英〕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2页。

[6]Martins，N.O.The Cambridge Revival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Routledge，2013.

[7]Alvey，J.E.“A Short History of Economicsasa Moral Science”.Journal of Markets&Morality，1999，2（1）：55-77.

[8]〔美〕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的主要流派》，贾拥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278页。

[9]Jevons，W.S.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Macmillan，1888.

[10]Galbraith，J.K.A History of Economics：The Past as the Present.London：Hamish Hamilton，1987：125

[11]Peart，S.The Economics of W.S.Jevons.London：Routledge，2002：66.

[12]〔美〕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的主要流派》，贾拥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291页。

[13]Sen，A.On Ethics and Economics.New York：Blackwell Publishing，1987.

[14]Sen，A.On Ethics and Economics.New York：Blackwell Publishing，1987.

[15]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