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维尔、哈奇森、休谟、斯密和弗格森从不同的角度，或全面或片面地涉及了商业现代性的问题。不过，因为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以及所面临的不同历史任务，以及各自理论体系的完美性方面存在差异，上述思想家在思想史上的位置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的思想无形之中构成了一个相互补充并且内部充满张力的总体，使得“欲望、利益与商业社会”的主题，以及一个体面的商业社会包含哪些要素、这些要素之间如何相互配合和支撑等关键性的问题变得更为清楚明白。从本质上看，虽然上述思想家中的休谟和斯密被视作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先驱或者奠基人，但是严格而言，即使是休谟和斯密关注的也不是技术性的经济学，而是在社会理论的层面上为商业社会进行筹划。他们也都不只是关注作为客观对象的商业社会，还关注商业社会与人的道德和人的幸福之间的关系，关注商业社会的道德哲学和伦理学问题。相对而言，曼德维尔在更大程度上扮演了欲望和商业现代性的解放者的角色，使得欲望和利益追逐成为现代社会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承认的因素。而哈奇森则更为关注商业社会的规范性问题，他的思考主要是从道德哲学和法理学的角度出发去平衡人的自利与仁爱，为将所有人的幸福都总括在内的社会体系奠定规范性的基础。在哈奇森的基础之上，休谟和斯密、弗格森更为清楚地揭示了商业社会的制度和情感逻辑。无论是哈奇森，还是休谟、斯密、弗格森都不是现代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家，相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处于经济学的伦理学传统之内。他们关注的是商业社会的价值合理性和社会本体论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工具合理性的问题。可以说，他们始终在追寻的是一种造福于人类社会的世俗秩序。从这一意义上讲，上述思想家都是综合性的社会理论家，而不是所谓的限制在单一学科内部的经济学家。而在休谟、斯密和弗格森三者之中，斯密的思想最为均衡和妥帖，相比之下，无论是休谟还是弗格森对商业社会的看法都不如斯密全面。然而，即使斯密也没有能够充分回答当人的欲望过度膨胀，一个美好的商业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尽管斯密从微观的道德心理和宏观的制度结构两个方面都提供了可以用来建设一个体面的商业社会的思想资源。不过，这不是斯密私人的失败^[1]，而是现代人自己需要反思、面对和解决的根本问题。

在斯密尤其是边际效用学派兴起之后，经济学越来越专业化，逐渐淡化了关于资本主义体系整体问题的讨论。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的讨论逐渐从经济学的视野中淡化，更为综合性的社会理论被更为专业化的经济学理论所取代。以至于在20世纪，像哈耶克这派关注社会理论的经济学相当罕见。相应地，在人性观上，理性经济人和最大化的假设成为经济学关于人性的标准假设，而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所着重论述的情感主题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人性观上的变化也标志着经济学开始更为关注资源配置和理性选择的问题。这代表着斯密等人所关注的得体的商业社会的问题，逐渐地被相对更为偏窄的经济计算和资源配置的问题所取代。经济学的逐渐形式化也使得偏好的概念代替了自利、激情和欲望这样的概念。这一变化意味着主观主义方法论的兴起，也意味着经济学原本关注的价值合理性的问题彻底地为工具合理性的问题所取代。人的主观的方面被看成经济分析的起点。至于它是如何在更大的社会系统中获得规定性，不再是讨论的内容，也不再被赋予价值判断。这无疑意味着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分离。(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