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问题，尤其是对英国与美洲殖民地之间政治联盟的重塑是斯密面对重大现实问题在实践上的尝试，也是上述理论逻辑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应用。斯密在殖民地问题上的论述，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第一，他将欧洲各国的殖民地政策实践看成具有对照组的自然实验，在此基础上对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历史制度的分析，从而进一步扩展了上节中已经解释过的经济与政治之界分的逻辑。第二，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殖民地政策体系的分析与批判，构成了其经济非疆域化逻辑的进一步的展开和证成。第三，斯密试图提供英国和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现实矛盾的政治经济方案，展现出依据经济发展的脉络，依据流变中的经济状况来提供政治解决方案的新思路。这三个方面均能展现出在斯密的体系中，政治和经济的位次有了相当大的相对变化；而且在人类社会的画面中，经济开始占有更为醒目的位置。下文将对这三个方面逐一分说。

首先，论述第一个方面。斯密深谙古今帝国扩张之道。在他看来，在古代世界，就存在着两种分别为希腊和罗马所代表的殖民模式。希腊模式中，母国虽然将殖民地看成自己的孩子，随时施予巨大的恩惠和援助，也得到其尊敬和感激，但将之视作独立的，不对之行使直接的权力或者管辖权。与之相应，殖民地具有相当大的自由，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殖民地可以自己规定自己的政府形式，制定自己的法律。罗马模式则不然，尽管其殖民地也有一定的自由，但随时处于母国的修正、管辖和立法权威之下，最多只能成为一个自治团体。在这两种模式下，斯密毫不犹豫地偏爱希腊模式。在他看来，希腊模式的优越性直接体现在其殖民地在财富和强大方面进步非常快，甚至超过母国。而罗马殖民地的辉煌则远为逊色。希腊模式和罗马模式的界分为斯密的殖民地论述树立了参照系。在斯密看来，美洲殖民地与现代欧洲主权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本质上类似于罗马模式，尽管由于距离遥远，母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

然而尽管如此，欧洲各国的殖民地管理方式本身也存在着相当大程度上的差异。尽管殖民地可能也有自己的议会或者行政机关，但是后者仍然或多或少地承受着来自母国的政治压力。因此，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类似于民族国家内部政治主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一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不同，欧洲国家各殖民地的繁荣程度迥然有异。西班牙建立殖民地最开始就是为了获得金银，从而一开始就非常关注其殖民地，对之施以控制；相反，其他欧洲国家在很长时间内则忽略了其殖民地。然而，“前者并没有因为这种注意而更加繁荣，后者也没有因为这种忽略而变得更坏”^[23]。法国的殖民地加拿大在专营公司统治期间的进步程度远远不如其他新殖民地，但是在密西西比计划失败、这家公司被解散之后，进步却非常明显。而在所有殖民地中，英格兰在北美的殖民地进步最快。斯密指出，一般而言“良好土地的丰富，按自己的方式管理自己事务的自由，似乎是所有新殖民地繁荣的两大原因”^[24]。虽然，在土地丰富方面，英格兰的北美殖民地根本比不上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殖民地，但是在政治制度方面，英格兰殖民地的政治制度最为优胜，足以抵消这一不足而有余。在斯密看来，英格兰的殖民地享有更为合理的土地法、更为温和的税收负担，以及处理自身剩余产品上的更大的自由。不仅如此，相比其他国家的殖民地，英格兰的殖民地拥有更为公正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关。反之，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极权政府又在各自的殖民地上建立起来。并且由于距离遥远，母国所授予下级官吏的独断权，因为得不到司法救济，行使得更为专断野蛮。在这一比较制度分析中，斯密无疑洞察到了母国和殖民地在政治和经济关系上的两种不同做法。英国对殖民地虽然也有索取，但索取温和，相对侧重于对经济的培育与保护，顺应经济的自然。相反，西班牙这样的国家则攫取大于保护和培育。斯密的这一洞察无疑深得孟德斯鸠政治经济分析之精髓。在《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中，孟德斯鸠曾这样嘲笑专制政体：“路易斯安那的蛮人想要果子的时候，就把果树从根部砍倒，然后采摘。这就是专制政体。”^[25]

斯密的上述分析构成了本章第二节中经济与政治之界分逻辑的进一步的展开。这里同样强调的是经济作为自成一类的存在，需要认真呵护，不能粗暴对待。任何粗暴的、攫取而非培育的做法都将毁伤经济。相反，不那么横暴的政治，或者殖民地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和利益来安排自己的政治制度或者进行政治协商，是繁荣的源泉。因此，我们在这里同样可以看到经济与政治之间位阶上的相对变化。斯密再次清楚地注意到，政治应遵循经济的脉络而行。当政治制度是按照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制定并服务于后者的时候，繁荣可期。

殖民地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则构成了斯密的经济非疆域化设想的进一步展开。斯密注意到，美洲的发现和殖民对整个欧洲的国家而言，意味着世界市场的发现，具有历史性的意义。“美洲的发现，经由好望角去到东印度的通道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记载的两个最大的和最重要的事件。”^[26]斯密把欧洲比作一个大国，能够从美洲的发现和殖民中获得一般性的利益，不仅增加自己的享受，而且扩大本身的产业。即使是那些与美洲没有直接贸易关系的欧洲国家，也将因为可以间接地与美洲商品进行交换而获得更大的市场。因此经济的非疆域化，一个超越主权范围限制的广大市场，将在极大程度上提升整个欧洲的繁荣。然而，当殖民地建立并且变得重要到引起母国之注意时，母国的手就伸向了殖民地。“母国对它们制定的第一批规章制度，就是确保自己对它们的商业的垄断权。”^[27]欧洲各个民族国家都试图垄断殖民地的贸易，将其他国家排除在自己专属的殖民地之外。这种完全将经济与民族国家的主权范围合二为一的做法，在斯密看来得不偿失。斯密认为，每一个母国从它的殖民地所得到的无非有两种利益：一种是每一个帝国从其统治的各省中所得到的普通利益，另一种是从美洲殖民地这种特殊的省份所得到的特殊利益。前者无非是母国从殖民地所得到的军事力量上的支持以及各省对帝国文官政府所提供的收入。就这两方面而言，斯密认为没有一个美洲殖民地为其母国提供过军事力量的支持；就为文官政府所提供的收入而言，仅仅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曾经对其母国做过些微贡献。因此，就第一种利益而言，美洲殖民地对欧洲母国的贡献相当有限。而第二种利益就是从殖民地的专营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在斯密看来，这第二种利益也不过是一种“假定”，无非镜花水月。以英国为例，固然英国可以因垄断其美洲殖民地贸易，而比其他国家更便宜地买到殖民地的商品。但是这不过是一种相对利益，而不是绝对利益。其原因有二。第一，将殖民地的相应商品限制在某个主权国家的市场之内，阻碍了殖民地的经济改良，以及相应商品价格的进一步下降。相反，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殖民地的相关商品因为价格更低和更为丰富，更有助于与之贸易的国家的福利和产业方面的增进。尽管在这一情况下母国丧失了买得更为便宜的相对利益，但是却获得了便宜和经济发展上的绝对利益。第二，当英国通过法律将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权据为己有，将外国资本全部予以驱逐时，其改变了自身资本在各个不同的贸易和生产部门的配置，将在比较有利的部门或者贸易形式上运作的资本引向不那么有利的贸易部门或者贸易形式，从而“破坏了不列颠产业所有不同部门之间的自然平衡”^[28]。斯密认为，相对于殖民地贸易的正面效应而言，殖民地垄断的效应不仅永远为负，而且这种垄断本身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它虽然能够抑制所有其他国家，尤其是殖民地的产业，但是本身不仅无益于建立垄断的那个国家的产业，反而会削弱之。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是前车之鉴。“对众庶和繁荣的殖民地的贸易垄断不足以建立，甚至不足以维持任何国家的制造业，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例子就足以说明。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拥有任何重要的殖民地以前，就是制造业国。自从它们拥有世界上最富的和最肥沃的殖民地以后，就不再是制造业国了。”^[29]殖民地的垄断不足以成为任何一个帝国的立国之基。

在斯密看来，殖民地垄断不过是使得单个阶层的人受益，使得他们从中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但是因为人为地提高了少数贸易部门的资本利润率，资本配置发生扭曲，资本积累和土地改良都受到挫抑，遭殃的是整个国家的一般利益。斯密嘲讽这样的帝国计划为只适合一个其政府受到小店主影响的国家的计划。在斯密看来，一个国家的根本还是在于其自身经济的自然发展与资本的自然配置。不仅要积极地融入世界经济，充分借助其他国家的地区和市场，而且本身也需要向其他主权国家开放市场。从这一角度看，斯密是从世界的角度反观民族国家的。相反，试图使用国家主权和政治军事手段来割裂世界经济，从而使之疆域化的目的，存在两大不利后果。首先，不利于世界繁荣，从而不利于民族国家的繁荣。其次，不仅因为扭曲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扭曲了各个经济部门的比例关系，而且因为维持帝国的巨大的政治和军事费用，使得整个帝国计划对母国而言成为难以承受的负担。而这正是斯密在殖民地问题上着重讨论的第三个方面。

就英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关系的分析，上文其实已经略有提及。斯密清楚地认识到维系美洲殖民地的垄断权实际上已经成为大英帝国不可承受的负担。前者实际上从来没有为支持母国的文官政府或国防提供任何收入或者军事力量。而英格兰本土从这种垄断中所得到的不过是一种政治上的虚荣。“垄断权是它们依附我国的惟一标志，也是迄今从这种依赖所取得的惟一果实。”^[30]斯密认为，美洲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前景存在两种方案：分离或者合并。

分离方案意味着英国自动地放弃对殖民地的一切权威，让后者自己选举地方长官、制定法律、自己决定战争与和平。这种方案在经济上的好处是巨大的。英国不仅能够立刻摆脱沉重的支出负担，而且经济本身将变得更为健康和繁荣。不仅如此，英国和美洲之间的天然感情也能够迅速地得以恢复，两者之间至少可以像希腊的母国与殖民地那样，变成在贸易和战争时刻均能相互支持的同盟国。然而尽管统治美洲殖民地不过是一种政治上的虚荣，源自人性渴望统治，这“等于是提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接受过，并且永远也不会接受的提议。……这种牺牲虽然常常是符合每一个国家的利益的，但却总是损害它的威信”^[31]。更为重要的是，分离方案也将削减统治集团中很多私人支配其他人的位置。尽管在斯密看来，分离方案未必不是一种可行的方案。在这种方案中，经济上的考虑重于政治上的虚荣。但是考虑到人性的性质，斯密认为英国不大可能采取这种方案。

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合并方案。合并方案要求殖民地省份不仅能够应付自己在各种建制上的花费，而且能够为帝国的一般政府之维持提供一份收入。然而，这一点在理论上看是非常公正的要求，在帝国的政治计划中却难以满足。征税的方式无非有两种，一种是由在帝国中央的管理下的殖民地自己的议会来征收，另一种是由英国议会征收。但是无论哪一种征收方式，都面临着政治经济平衡上的困难。(www.daowen.com)

就前者而言，其显然具有相当大的难度。这要求殖民地议会与帝国中央之间建立比较稳固和良好的政治服从关系。然而，即使在英格兰议会，也仅仅是因为议员占了大部分由文武建制产生的官职之后，才建立了这种管理制度。但是英国本土和美洲过于遥远，国王无法有效地监督殖民地议会，也无法充分地使殖民地议会成员在帝国政治体系中享有官职。而且即使殖民地议会与帝国中央建立良好的政治服从关系，由于殖民地偏居一隅，它们也无法对整个帝国的费用，进而对自己应当承担的份额有较好的判断。因此，帝国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始终难以平衡。

帝国中央的议会只确定税收额度，而由殖民地的议会来确定征收方式这种比较温和的做法，也存在很大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斯密认为，依照大英帝国和法国的先例，即使在帝国中央没有代表的殖民地，也不用担心自己被课征超过正当水平的税收。倒是帝国中央本身需要担心殖民地所承担的税收达不到适当的比例。殖民地议会完全可以找到各种借口来拒绝英国国会哪怕是最合理的派征。这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斯密认为自有世界以来，英国或许是唯一一个在扩大它的帝国时，没有增加收入反而增加了支出的国家。与其他帝国不同，英国总是一力承担其附属省份所应该承担的保护帝国的费用。

按照第二种方式，也就是撇开殖民地的议会，直接由帝国中央来征税的做法，更加不可行。因为这将终结殖民地议会以及议会中的领袖人物的重要性。然而，不仅殖民地本身的稳定和繁荣依赖于这些领袖人物的重要性，而且，被剥夺了重要性之后，这些人将领导殖民地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重要性，从而开启战争。

因此，在斯密看来，合并方案的唯一可行做法是采用代议制，让美洲殖民地依据对帝国公共收入的贡献比例选派代表进入帝国中央的议会，以此来满足殖民地政治精英的统治欲，克服其分离倾向。斯密认为这种联合方式是可欲的，也是可求的。因为，尽管这种联合在实现过程中必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是“主要的困难或者不是产生于事物的本性，而是产生于大西洋此岸和彼岸的人民的偏见和意见”^[32]。斯密认为这种做法也能够打消殖民地人民的畏惧，使其不必担心远离政治中心而遭受压迫。除了在帝国中央有自己可靠的代表之外，美洲殖民地渴望本身在不远的将来变成帝国的政治中心。因为其财富、人口和土地改良方面进步如此之快，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帝国的中央就会迁移到对帝国的维持做出最大贡献的地区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斯密的帝国重塑政治计划的中心的基础其实是其对经济的理解。首先，斯密注意到了重商主义帝国不仅承受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削弱了自身的发展。与之相应，帝国的荣耀不过是一种虚妄。其次，在指出分离计划不太现实，从而表达出对这种虚妄的同情性的理解之时，斯密致力于在平衡经济与政治的基础上打造一个新的大西洋联盟。在这个联盟中，经济无疑仍然是其中的基础性因素。殖民地必须分担帝国的基本费用，而大西洋联盟的政治计划必须围绕这一点来展开。而且大西洋联盟的政治计划，本身就是在为母国和殖民地之间更为纯粹与平等的经济关系，以及双方更为繁荣的经济前景筹划。最后，斯密清楚地看到，由于按照收入比例派遣代表，大西洋两岸经济形势的转移必将意味着帝国的政治中心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移。对此，斯密无疑主张顺应，乐观其成。在这一点上，斯密对其前辈哈林顿有所继承也有所发展。哈林顿最先将政治权力视为经济的副产品^[33]，主张将政治权力建立在经济和财产，尤其是土地财产的基础上。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这种关系为斯密所继承。但是，斯密因为观察到全球贸易下不断生发出的财产以及不断变动的经济版图，不仅在财产和经济观上突破了哈林顿以土地财产作为政治设计之基础的观点，而且拒绝了哈林顿在《大洋国》（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中倡导母国政治上严密控制殖民地的主张。斯密更加富有顺应的智慧。正如伊安·罗斯（Ian Ross）所指出的，斯密关于大西洋联盟的说法体现出他愿意推动政治改革以适应经济的动态发展，创造新机制以克服现有冲突。^[34]

经斯密重新塑造过的大英帝国不复旧貌，已经不是重商主义的帝国，而是更新为自由贸易的帝国。英国本土和美洲殖民地合并而成的大西洋联盟不是为了重新进入重商主义体系中争雄而组建的。当然，斯密并没有放弃民族国家。他是个非常清醒的政治现实主义者。他反对的只是民族国家体系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这个重商主义版本。他所试图做的也正是在承认民族国家体系之现实的基础上以政治和经济的相对分离、经济的非疆域化来克服其弊端，使全人类互为彼此的帮手，共同分享新世界和新市场的发现所带来的福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斯密的重商主义批判具有极为丰富的含义。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贡献。首先，在他看来，重商主义对经济与政治、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不甚了了，没有将经济看成自成一类的存在。重商主义过度强调国家主权和立法者的功能，而忽略了民间力量和财富增长的自然之道，从而使得商业社会与之不同，斯密将原本集中在政治精英手中的国家富与强的政治责任以经济化的方式分散到整个经济体。其次，斯密在理论上实现了经济的非疆域化，从而在现代的民族主权国家体系中找到了一种不同于重商主义的可能性。这种新安排没有触动原有的民族国家体系的政治主权，但是大大地扩充了经济和商业社会的空间。最后，在英国与美洲殖民地之争的问题上，斯密表现出以经济的脉络和走向为基础设计政治计划的政治智慧，提出了一种不同于重商主义帝国的自由贸易帝国的计划。这种计划同样没有否定民族国家体系或者仰望世界大同，但是同样大大地超过了重商主义民族国家体系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