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对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讨论与传统的路径截然不同。不同于他之前的政治思想家如孟德斯鸠等人更为倾向于从政体形式的分类和统治关系的角度去讨论政治，斯密可谓反向而行，他以不涉及统治关系的交换关系为起点。在《国富论》的前两卷中，斯密几乎没有涉及多少政治的议题，其主要的论述对象是劳动分工和市场秩序的自发扩展、自然价格与自然的分配之间的关系。而只是在奠定了社会自生自发演化逻辑和财富的自然生发之道以后，斯密才在第三卷中对人类历史上国家和政体的演变和逻辑、在第四卷中对重商主义的实践体系予以了批评。结合《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所刻画的情感的自然史和社会秩序的自发生成，斯密将社会和经济放在政治之前的论述逻辑清晰可见。

在斯密看来，重商主义之谬误在于将政治与经济，将国家理性与社会自身的逻辑混杂在一起。而这一混杂，始于重商主义的财富幻觉。这种财富幻觉源于货币的职能所造成的通俗观念。因为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的功能，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将货币当成是财富的观念。而这种观念自然地扩展到国家层面，富裕的国家就被当成了钱多的国家，堆积金银成了致富和追逐国家权力的途径。斯密认为很多近代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和海外征服，基本上都建立在如许通俗的观念之上。但是，此观念虽然无论是就起源还是内容而言都堪称极为简单，却构成了诸多欧洲国家的国际和国内政策的基石。“所有欧洲国家都在研究如何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在国内积累金银。”^[3]

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之上，重商主义庞大和复杂的政策体系开始被施加在自发运作的经济和社会体制之上，人为的法律被施加在自然秩序和财富的自然生发之道上，政治和政策的手段被用来追求经济的目标。这无疑是斯密所欲论辩之处。对于重商主义与斯密之间的思想关系，之前不少著名学者也曾有所论列。重商主义的著名研究者E.F.赫克歇尔（E.F.Heckscher）曾指出重商主义的目标是增强“国家的权力”而非“国内的财富”，也就是培根所谓的“丰饶的考虑”服从于“权力的平衡”。^[4]20世纪的著名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否定这一观点，他指出绝大多数重商主义者对两者同样重视，并相信两者是和谐共存的。^[5]直到近几年，仍然有学者试图通过国家权力和国民财富这一区分来理解斯密对重商主义之批评，具体体现是试图将《国富论》这一书名解释成《国民财富论》。^[6]然而，正如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上述立场都以不同的方式忽略了最基本的一点，即在产生重商主义理论的这一过渡时期中，经济和政体并非泾渭分明；关于两者之中谁占首要地位的争论犯了一个时代错误，因为直到自由放任政策出台之前，两者之间一直没有严格的界限。^[7]安德森的观点为辨明斯密的成就提供了关键的指针。斯密也无疑清楚地注意到重商主义的这一双重性，在《国富论》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斯密直接使用国家权力和国民财富这一界分对重商主义予以批判。而且实际上，如下文将要指出的，斯密不是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国家权力的重要性。因此，斯密对重商主义批判之关键，并不在于改变重商主义的重心，将之从国家权力转移到国民财富上。如果斯密所做的仅止于此，那么一方面其贡献太过简单，另一方面他将不可避免地忽视现实世界中政治的复杂性。对于斯密如此宏富和富于现实感的头脑而言，这几乎不可能。

其实，斯密的真正贡献在于将重商主义搞混了的经济与政治分离开来，使经济的归经济，政治的归政治。在斯密这里，金银（或者一般而言的财富）不只是国家权力，也不只是国民财富。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很难划定，很多时候甚至可以相互转换。然而不管追求金银这一目标本身的性质是什么，在追求的手段上可以迥然不同。追求金银，并不需要政府给予特别的注意。“只要保持贸易自由，不需有任何政府的注意，也决不会不按适当的数量去供应。”^[8]“有财力购买葡萄酒的国家，总是能得到它所需要的葡萄酒，有财力购买金银的国家，决不会缺少金银。”^[9]因此，复杂的政策体系和复杂的监管措施并不是关键所在。关键之处在于贸易自由，利用民间的力量，培育国内的市场和劳动分工。在此基础上，无论是金银还是一国真正意义上的财富都将唾手可得。在商业的世界中，国家理性和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家的审慎无所作为。“当输入任何一国的金银数量超过有效需求时，政府的警惕不可能阻止其出口。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一切严峻法律，均不能使自己的金银留在国内。”^[10]因此，顺应自然之道，顺应斯密在《国富论》的第一、二卷中所刻画出来的社会和经济自身的逻辑，而不是依赖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家的审慎这样的德性，是富国裕民的首要手段。由此，在财富的事情上，政治家，甚至立法者的功能都被斯密予以降级。“试图指导私人应采取何种方式去使用其资本的政治家，不但使他自己枉费了最不必要的辛劳，而且僭取了这样一种权力，这种权力不但不能放心地托付给任何个人，而且也不能放心地托付给任何的委员会或参议院，而在将它交到任何一个愚蠢和荒唐到妄以为自己适于行使这种权力的人手中时，是最危险不过的。”^[11](www.daowen.com)

此处，斯密揭示了政治在经济上的限制。当然，不能够进一步地推论斯密将政治还原成经济。斯密无疑看到：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政治意义上的审慎和决断仍然有其用武之地。只是这种用武之地，也被斯密加以限制或者予以降格。在谈到是否使用高关税迫使其他国家放弃废除贸易壁垒时，斯密指出，当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时这也许是一个好政策。然而“要判断这种报复是否能取得这种效果，不属于立法者的科学范围，而是也属于一种狡诈和狡猾的动物，普通称为政治家和政客的技术的范围，前者的考虑应当是受持久不变的普通原则的支配，后者的意见是由事物的顷刻变化所指引”^[12]。传统意义上富有正面色彩的政治家的审慎，在斯密这里不仅变成了“狡诈和狡猾”，而且被明确地从科学的领域驱逐到了技艺的领域。从而，在政治家的实践技艺的领域之外，斯密创造性地开辟出了一整块基于普遍原理的立法者科学的领域。后者而非前者才是现代商业社会（经济）的基石。在这里，科学甚至成为比立法者更为重要的一个词。即便认为斯密并没有彻底否定立法者，但是其认可的立法者首先是处在经济“科学”的指导之下，顺应商业社会内在机理的立法者。其作用和功能相对于马基雅维利的万能的、在宏观层面可以建立国家、在微观层面可以深入社会机理、重塑公民道德与信仰的立法者而言大为缩水。

斯密甚至指出，即使是战争这样的典型的属于政治领域的事情，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也必须依赖经济系统的内在力量。在《国富论》第四卷第一章中，斯密明显地抛弃了那种天真的商业和平主义立场。他注意到即使在现代商业体系中，由于人类的种种限制或者族群间的嫉妒之心，战争仍然难以杜绝。然而即使承认这一政治现实主义的前提，古今战争形态也已发生了大的改变。在古代，君王依赖于藏财来应对战争这一紧急状态，而且也无力进行任何长期的对外战争。在现代，君王没有必要去积累财富，因为在任何特定情况下都可以依赖臣民的重大援助。在这一新的形势下，国民财富转换成国家的力量。“海陆军不是用金银而是用消费品维持的。一个国家从它的国内产业的年产物中，从它的土地、劳动和可消费资本产生的年收入中，有财力在遥远的国家购买这种消费品，能在那里维持对外战争。”^[13]因而，即使是暴力的战争，也必须依赖于经济和财产的安全与自由。经济和财产的安全与自由成为任何政治活动不得不倚仗，甚至也不能轻易触碰的领域。

综上所述，斯密清晰地将政治和经济进行区隔，对两者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界定，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了政治的位阶。传统上主要由政治家和立法者一力承担的国家富与强的责任，在斯密的经济和政治的界分中，更多地被分散给了一国的广大国民。这些国民甚至不像希腊和罗马的公民那样积极承担参政议政任务，而主要是在市场中受到改善自身状况的欲望的驱使而追求自身利益。因此，斯密削弱了传统意义上政治精英的政治责任，并且将这一责任以经济化的方式分摊到每一个国民以及每一个市场参与者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