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注意到在其时代的商业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着相互猜忌的心理。这种心理使得每一个国家都对其他国家的进步心怀疑惧，从而将所有的贸易国家都看成自己的对手，总是以为别国的繁荣昌盛必然会使得本国蒙受不利。在休谟看来，这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猜忌心理。休谟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商业发展和财富增长，非但无损于，而且有助于所有邻国的商业发展和财富增长；再说，要是所有的邻国都处在愚昧、懒惰和原始状态，那么一个国家的工商业也就行之不远，无从发展了。”^[2]休谟给出了一系列的理由来说明其观点。首先，在休谟看来，国与国之间的商业往来有助于技术的传播和技术上的竞赛，从而使得不同国家的生产力都得到改进。休谟指出，200年前英国的农业和制造业的技艺是极为粗糙和不完善的。而从那之后的改进都是仿效外国的结果。即使在现今的时代，英国的制造业处在领先的地位，但是在技艺方面，英国仍然无时无刻不在采纳邻国的发明和革新。在休谟看来，其他国家的繁荣和技术上的改进，不仅通过技术和知识的传播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而且激发了本国争胜的心思，使得本国能够克服其技艺所处在的沉睡状态，而奋发精神参与国际竞争。休谟所描述的这一理由显然与其所描述的商业和奢侈之风对个人心理的影响是高度相似的。不仅是个人，民族和国家都需要竞争对手才能以更为积极的姿态施展自己的潜能。其次，国内商业的发展也需要国外市场的帮助。休谟认为国内工业的发展为对外贸易奠定了基础，当国内市场堆积着大量精致的商品的时候，总有一部分商品是可以出口谋利的。但是如果邻国处在非常贫穷的状态，一无农业，二无工业，那么将没有能力接受本国的商品，因为拿不出什么来进行交换。在这一点上，休谟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因此，国与国可以相互作为对方的市场。越是繁荣的邻国越是对本国商品具有更大的需求，从而促进本国工商业的成长。

而对于担心本国的技艺和工业会改进到如此之精良以至于对他国别无所求这一忧虑，休谟也指出这是杞人忧天。在他看来，造化赋予了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人民的才能、气候和土壤，从而为各国的交流提供了稳固的基础。在休谟看来，不必要担心一个国家在国际性的商业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以英国的毛纺织这一主要产业来作为例子进行说明。休谟指出，就算是邻国在毛纺织品上与英国竞争，也不会使得英国蒙受多大的损失。首先，既然毛纺织品可以说是英国的主要产品，那么英国就一定是在生产这些商品方面具备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如果英国有了这些条件还失败，就只能埋怨自己懒惰或者经营不善，而不应该归咎于邻国的工业。其次，临国工业的发展虽然会产生竞争，但是其工业的发展也会带来消费量的增加，因而并不会挤占对本国毛纺织品的需求。再次，就算是国际竞争导致了对本国毛纺织品的需求减少，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在休谟看来，只要工业的元气未丧失，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外一个部门是毫不费力的。因此，不必担心工业的资源会耗竭，也无须担心工匠的事业。而各国之间你追我赶的竞争，反倒会促进各个国家工业的蓬勃发展。在这里，休谟明显意识到竞争和仿效并不意味着破坏性的敌对行为，而是对所有国家都有益处的行为。

正是基于这些分析，休谟指出，如果我们狭隘和有害的政治学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势必把我们所有的邻国都逼退到当时摩洛哥等北非诸国的那种懒惰和蒙昧状态，而这将会导致这些国家无法向本国提供商品，而本国的商业也将因为缺乏竞争、榜样和指导而萎缩衰落，不久我们自己也将落到同样的悲惨状态。显而易见，休谟将国与国之间的商业繁荣看成相互促进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零和博弈。在这里，休谟显然是在民族国家体系的政治前提下，论证了一个经济上开放的国际性商业社会将会造福所有国家的人民。除了上述论证之外，休谟还使用了一个更为技术性的论证，说明重商主义政策的无效，以证成国际性商业社会的可行性。这就是休谟著名的货币流动机制理论。(www.daowen.com)

总体上而言，休谟意识到商业的到来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使得一个跨越国界的广义上的世界性商业社会成为可能。国与国之间仍然存在竞争关系，但是这种竞争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和平的争胜关系，而不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