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密之前，曼德维尔、休谟、哈奇森、约翰·洛克（John Locke）等人都使用过劳动分工的概念，并且都将劳动分工看作人类社会改进的一个推动力。但是在斯密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人如此重视劳动分工。^[33]在斯密看来，“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以及劳动在任何地方运作或应用中所体现的技能、熟练和判断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34]。劳动分工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上的节约和技艺上的改进。如斯密指出的，劳动分工具有三种好处，分别是：每一个人的熟练程度的提高；节约了从一项工作转向另一项工作所丧失的时间；最后，当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单个的目标上时更容易萌生出简化劳动的发明和创造。由于劳动分工的上述好处，不仅相同数量的人所能够完成的产品数量将得到巨大的增长，而且由于技艺上的改进，人类产品的质量也将会极大地改善。这无疑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将会极大地增长。在斯密看来，仅仅由于劳动分工的存在，文明社会中一个农民的生活用品也要远远超过许多非洲君主的生活用品。

但是劳动分工本身不是历史的第一推动力，它不过是人类可以不断取得的成就。在斯密看来，劳动分工本身来自人的交换倾向。“劳动分工提供了那么多的好处，它最初却并不是由于任何人类的智慧，预见到并想要得到分工所能够带来的普遍富裕。它是人性中某种倾向的必然结果，虽然是非常缓慢的和逐渐的结果，这是一种互通有无、进行物物交换、彼此交易的倾向，它不考虑什么广泛的功利。”^[35]在这里，斯密并不是说人类毫无远见。如前面关于改善自身状况的欲望的分析中所显示的，人类具有未来导向的偏好。斯密只是说，这种偏好更多地指向改善自身的现状，而不是将社会整体的福利作为自己的目标。因为，人的目标的范围和仁爱是有限度的。

当人们倾向于用交换的方式来满足自身需要的时候，一些人就会专注于某些生产活动。因为他确信可以将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产品和其他人的剩余产品进行交换。在这里，交换倾向所指向的实际上就是市场，或者市场的萌芽。由于交换倾向导致了市场的存在，每个人不需要为自己准备所有需要的东西，相反可以专注在某些特殊的职业或劳动之上。如上面已经指出过的原因，这种专注将导致劳动技艺的改进和才能上的重大差异。不过“就像交换倾向形成了不同职业的人们之间才能上的差异一样，交换倾向也使得这种才能差异成为有用”^[36]。因为通过互通有无、交换和交易，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劳动产品来换取其他人的劳动产物，从而每个人的特殊才能的产物似乎变成了一种共同的财富。(www.daowen.com)

交换倾向所指向的市场以及市场所促进的劳动分工，在斯密所描述的自然自由体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斯密看来，交换倾向和改善自身处境的欲望如此自然，实际的交换只受制于市场范围和交换能力。斯密将市场范围和交换能力定义为交换行为所发生的具体环境。这一环境是由地理、交通运输条件或者各种人为的政策所决定的。不管这种范围是否还可以扩展，在既定的市场范围之内，人的交换倾向和改善状况的欲望一定会发挥到其所能发挥的极致。斯密认为，正是因为人性的这一基本特征，即使那些在当时不鼓励对外贸易的国家，如中国和埃及等国家，也从内部的市场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