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将交换倾向和改善自身状况的欲望这样的心理倾向看作商业社会的人性基础，而上文中已经从正面说明了斯密这些心理概念并不等同于自私或者欲望的不加限制的释放。但是《国富论》中的确没有为仁慈和友谊等亲社会的情感留下多少空间，而这一表面印象无疑有助于使得《国富论》经常被看作一本鼓吹人的自我利益的书。实际上，“斯密问题”的形成与这一表面印象之间不无联系。“斯密问题”认为《道德情操论》以人的利他性为中心，而《国富论》转向以人的利己性为中心。而对《国富论》所持的这一看法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在《国富论》中斯密并没有怎么提到仁慈、友谊等善良情感这一印象。

但是斯密的这一立场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斯密清楚地认识到：哈奇森所倡导的仁慈原则的局限性在于其不能够支撑大型的商业社会，尤其是陌生人之间以交易为纽带的大型社会。斯密反对哈奇森将所有社会关系都亲密化的倾向；在他看来，商业社会不需要以利他或基督教的仁爱作为基础。^[18]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清楚地指出了正义和仁慈的不同。“即使所提供的必要帮助不是出于这样慷慨与无私的动机，即使在个别的社会成员间完全没有爱与情义，虽然社会将比较不幸福宜人，却不一定就会因此而分崩离析。社会仍可存在于不同的众人间，只源于众人对社会的效用有共识，就像存在于不同的商人间那样，完全没有什么爱或情义关系。”^[19]“对社会的存在来说，仁慈不像正义那么根本重要。没有仁慈，社会仍可存在，虽然不是存在于最舒服的状态；但是，普遍失去正义，肯定会彻底摧毁社会。”^[20]“仁慈是增添社会建筑光彩的装饰品，不是支撑社会建筑的基础……相反，正义则是撑起整座社会建筑的主要栋梁。”^[21]

仁慈无法以力相逼，它只能产生于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自然情感交往，并且受到熟悉原则和接近原则的影响。^[22]换言之，仁慈本身是需要以时间和交往为代价而生产出来的稀缺资源。那些我们更为熟悉，更为接近，与之交往更为频繁和更具深度的人自然更容易得到我们的同情和友谊。我们更愿意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这一种社会纽带只能够支撑非常小型的社会。而在商业社会中，人的大多数交往对象都是与我们没有情感联系的陌生人。“在文明社会中，他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有大量的人的合作和帮助，而他的整个一生，不足以交上几个朋友，在几乎每一种其他的动物中，每一个体当长到成年时，都是全然独立的，在这种自然状态中不需要有其他动物的帮助。但是人总是需要有其他同胞的帮助，单凭他们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这种帮助的。”^[23]仅就生存状况而言，人就不如动物那么独立，总是需要来自他人的帮助和支持。

然而，每个凡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即使他具有无比的仁慈意愿，其有效的善行也将极大地受制于其能力的限度。“管理宇宙这个伟大的体系的运作，以及照料一切有理性有感觉的生命，让他们普遍获得幸福，是神的工作，而不是人的工作。人被分派到一个比较卑微的部门工作，一个和他力量薄弱的程度以及理解范围狭隘的程度显然比较相配的工作部门，那就是照料他自己的幸福，以及照料他的家人、他的朋友和他的国家的幸福。”^[24]斯密清楚地意识到了人的卑微之处。人只能承担其所能够承担的，并且依据其能力的半径而尽到自己对他人的责任。(www.daowen.com)

人的情感的固有特性和人的能力的固有局限，使得社会不能够通过仁慈解决其物质需要。相反，通过交换正义和劳动分工，这一目标可以更为轻易地达到。并且，以交换和劳动分工的方式获得我们的基本需要，不仅更为高效，而且更为符合人的尊严。“当一只动物想要从人或另一只动物（那里）得到什么东西时，它除了获得它所乞求的对方的好感之外，没有其他的说服劝诱的手段。……人对他的同胞有时也使用相同的手腕，当他无法使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时，就百般卑颜屈节、阿谀奉承，企图博得他们的欢心。可是，他没有时间每一次都这样去做。”^[25]在斯密看来，依赖于仁慈常常与“依附”这一腐蚀人的道德情感的罪魁祸首紧密相连，而瓦解封建社会的“依附”关系正是商业时代的一大历史性贡献。

尽管人需要仁慈和友谊，但是市场本身不需要。^[26]相反，建立在交换正义之上的市场，不仅造成了人们之间才能上的差异，而且使这些才能差异变得有用。“在人中间最不同的才能对彼此都有用处；他们的各自才能的产品，通过互通有无、交易和交换的一般天性，仿佛变成了一种共同的财富，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购买到他所需要的其他人的才能的产品的一部分。”^[27]市场不直接以仁慈和友谊作为基础，但是其后果无疑是人道的。通过以交换的方式处理自我利益，而极大地增加了的经济剩余能够惠及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虽然交换正义只是人的社会倾向中的一个方面，但是通过将人从纵向的和不平等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市场便使得人的社会性的全面表达成为可能。考虑到实际的仁慈行为受到行善能力的限制这一点，那么交换正义的普遍性通过财富的创造以及对生存压力的舒缓，甚至能够提升人的仁慈和友谊。“如果我们自己的不幸使我们极端感到苦恼，我们便不会有闲工夫去注意我们邻人的不幸，而所有野蛮人都太过于忙着应付他们自己的各种匮乏和需要，以致不太会去注意他人的匮乏和需要。”^[28]当我们自己变得安全和不虞生计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从自己转向他人的需要和情感。因此，基于交换正义的物质进步，不是挤压而是提升了人类仁慈和友谊的空间。

因此，至少在这里，斯密不认为市场和自我利益会挤出德性，而交换正义应该取代仁慈和友谊。恰恰相反，斯密认为人类的道德水平和物质进步是并驾齐驱的。二者构成一个相互促进的循环。为交换倾向所约束的自我利益，当以改善自身状况的欲望的形式而呈现的时候，市场交易和经济活动变得更为顺畅并且富有生产性。而作为其结果的经济剩余和物质进步，反过来又将人类的交往方式推向新的水平。正如R.B.兰姆（R.B.Lamb）所指出的，斯密的道德观念是扎根于商业交换的伟大世界中的；他的“道德”是一种“在世界”中的道德。^[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