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休谟一样，斯密同样承认道德情感在人类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休谟笔下的启蒙的自利心、具有相互好处的正义原则、义务感等重要的伦理和道德元素中有所体现的类似精神和原则，在斯密的著作中也存在清晰的印记。斯密同样将道德情感的元素作为对商业社会的支持，以及作为推动商业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和制度建设背后的原发性动力。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首先，斯密以一种更为系统性的方式去安排上述元素。^[1]和休谟一样，斯密认为商业和交换对于人性而言是自然的。但是，斯密对这一自然性的说明比休谟更为系统和基本。休谟认为是人的启蒙的自利心使得人合作，这种启蒙的自利心的解释仍然带有相当多的理性色彩。^[2]而斯密采取了更为彻底的情感主义路径，更为充分地将人的交换和自利考量放在合宜性和无偏观察者的网络之中。实际上，合宜性以及合宜性与特殊背景的结合所衍生出来的正义等元素，在斯密的著作中成为结构性的情感支撑。其次，在休谟那里，启蒙的自利心和道德情感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结合起来对个人决策产生作用的机制远远不够清晰。相比之下，斯密更为明确地使用行动者—观察者的二元模型对人的行为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在这一模型中，通过同情和无偏观察者的机制，合宜性成为个人行动的尺度。^[3]而通过合宜性这一关键概念的引入，在休谟那里一定程度上仍然处在分裂状态的启蒙的自利心和道德情感，在斯密这里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并不再可以分割。最后，斯密借助于合宜性、正义和德性这一重要的三位一体来调节人的激情和欲望，从而在商业现代性的规划上，体现出更强的整体性色彩。(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