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休谟对商业社会的文明化影响表现出了非常乐观的态度。休谟认为，商业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塑了人的品格和心灵，使得人类更加富于知识和礼貌，但是上文中休谟关于商业社会和技艺改进的文明化影响的论述并不是休谟社会理论的全貌。毕竟，休谟的体系持续地处在两大特征所激发的人的个体性和欲望所造成的威胁之下。这两大特征分别是奢侈和商业所代表的财产的重要性，以及商业社会中经济和商业往来主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就前者而言，在现代商业社会中，外在的财富展示成了一个人身份的重要指标；而对财富的积极追求现在已经不限于边缘化的少数人，相反，它对大的城市和商业中心的人们的自我确定而言成为中心性的。^[33]也就是说，在商业社会中，个人的身份和地位越来越以财产的占有作为媒介。就后者而言，商业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地去亲属化的社会^[34]，不断扩展的社会网络使得人的交往对象中陌生人所占据的比例越来越高。尤其是经济和商业活动典型地发生在陌生人之间而非传统的亲属关系内部。当财产的重要性与经济活动主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这一特征结合起来的时候，商业和奢侈的文明化影响将在极大程度上被欲望的膨胀对商业社会的破坏性影响所削弱。

此外，产业、商业和技艺改进的文明化力量本身就需要得到恰当的制度和宪政结构的支持。如休谟本人所指出的：“谁不明白，凡是一个人凭技艺或勤奋所创造或改进的东西都应该保证永远为他所拥有，以便鼓励这样的有用的习惯和才艺？谁不明白，为了同一个有用的目的，这一所有权也应该被传给子嗣和亲属？谁不明白，通过同意，这一所有权还可以被转让，以便产生对人类社会非常有益的商业和交往？谁又不明白，一切契约和许诺都应该认真履行，以便保证人类的一般的利益借以获得极大增进的相互信任和信赖？”^[35]确定的所有权，基于同意的产权转让规则以及履行契约的制度是勤勉、技艺改进和商业往来不可或缺的制度前提。没有这样的宪政结构作为商业社会的支撑，产业和商业的发展本身就将在极大程度上遭受阻碍，奢侈和商业的文明化力量也就无从谈起。(www.daowen.com)

因此，对休谟而言，寻找与商业社会匹配的，能够整合和调整人的贪欲并将之导向生产性努力的制度至关重要，而这正是休谟正义论的关注点所在。在休谟看来，与正义相关的制度和情感结构正是对欲望在以财产为中心的社会中所造成的种种冲突的系统化的解决方式。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正义这一主题对于休谟而言，除了理所当然含有制度的内容之外，也包含了一些非制度论的内容。实际上，在休谟这里，正义论的制度方面和非制度方面的内容是紧密相关甚至难以区分的。虽然休谟将正义置于人的欲望和自利的基础之上，但这不过是起点。在人寻求正义制度的过程中，人本身就发展出了新的、共有的道德感和道德态度；人关于利益的视野和对他人利益的同情的范围都极大地扩张了，而对应于前正义状态的、未开化的道德态度和有偏性（partiality）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了。^[36]这意味着，正义的制度和与正义有关的义务感、道德判断，处于规则造就行动者和行动者造就规则的相互促进和共生演化的关系之中。^[37]正义的制度通过促进商业和产业的发展而提升了人的品格。作为这种品格之表现的增强了的人道和荣誉感显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人对彼此的同情和感知，从而促进对正义规则的遵循。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在休谟这里，制度的建设和人的变化是并驾齐驱的。就这两者中后一方面而言，不同于曼德维尔将受到商业文明洗礼过的人性仍然称为虚伪和恶的心理学本质主义的观点，休谟在人性普遍同一的基础上对人性的可塑性和可完善性抱有更为乐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