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共和主义思想将斯巴达和古罗马共和国奉为圭臬，并从两者兴衰沉浮中总结出重要的历史教训。就古罗马而言，“它把穷困、质朴的美德和公共精神结合在一起，从而上升到一种令人惊叹的庄严和自由的高度；但是当它从被征服的行省里学到亚洲式的奢华，就陷入各种腐败之中了，这个暴乱和内乱就发展起来，终于完全丧失了自由”^[19]。而“斯巴达共和国的国力之强盛，在当时世界上有同等人口的城邦中的确是首屈一指的；形成这样的一种局面完全是由于缺乏商业和奢侈”^[20]，从而，基于这些对西方世界而言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共和主义思想将国家的强大与黎民的奢侈享受看成对立的。

这一观点还可以获得一般性分析和推理的支持。任何一国的大多数人可以分为农民和工匠。前者耕种土地，后者将前者提供的原料加工成各种必需品和装饰品。一旦人们摆脱渔猎的野蛮生活，就必然会分化为上述两种人。最初，农民占据人口的大部分。之后，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累积、耕种技术的发展，土地的收成可以养活比从事农业者更多的人口，从而可以用于维持更多农业之外的人口的生计。但是对于这些非农业的人口，存在两个使用的方向。一是从事奢侈品的制造，从而增加国民的幸福；二是从军打仗，从而促进国家的强大。农民和地主的欲望和需求越少，雇用用来生产方便品和奢侈品的工匠就越少，而越多的剩余土地产品可用来支持军队的开销。从而，国家的强大与臣民的幸福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对立。正是在上述一般推理和斯巴达与古罗马的历史经验的双重影响下，商业和奢侈被看作妨碍一个国家强大的病症，而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都必须过一种简朴的、杜绝奢侈和享受的生活。

休谟承认，商业和奢侈妨碍国家强大的观点在某些情境下确实是成立的，然而一般情况却是与之相反的。“在一个自由和勇武的民族中，虽然缺乏贸易和奢侈，可能有时候除了使得社会强大之外没有其他的后果；不过可以肯定，人类事务的一般过程具有相反的趋势。”^[21]从而，斯巴达的例子是例外而不是通则，以至于“若不是历史的证据是如此确凿的话，也许人们会认为，这种政权好像纯粹是哲学家们的虚构、心血来潮或想入非非，是永远实现不了的”^[22]。斯巴达和古罗马确实在人类历史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它们的成就仍然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建立在对自然的人性倾向的违背之上。然而“对于人类，国王们只能按其现状来接受，而绝不能以暴力强迫人们改变自己的思想原则和方式。要想产生那种伟大的革命以使人类事务的面貌大为改观，则要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一个经历了各种变幻多端的历史事件的长期演化过程。维持某个社会的那套原则越不自然，那么立法者想要确立、完善这套原则时所遇到的困难就越大。立法者在这一情势下最稳妥的做法就是顺乎人心，因势利导，提出容易被人们接受的所有改革事项”^[23]。

而这种立法者只能顺应而不能违背的人性是什么呢？休谟清楚地指出：“贪婪，或者获利的欲望，是种普遍的激情，体现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24]“世上的一切事情都是由劳动购买得来的；我们的激情是唯一的劳动原因。”^[25]因此，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只能寄托在充分地调动和利用人性的这些特征的基础之上。那些因为禁绝奢侈和欲望而不能充分地顺应人性的上述基本特征的社会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将会面临限制，而且会连累军事技艺上的改进。如休谟所指出的，在制造业和商业尚未充分发展的地方，大量的人口将只能从事农业。因为不能用剩余产品换回那些能够带来快乐或者借以满足虚荣的商品，他们缺乏勤勉和提高技能的动力。从而，怠惰的习性也将广为流行；土地荒芜，耕作的土地无法达到其最高产量。一旦国家有事，就需要抽调一些人去承担公共事务。但是此时由于农民的劳动技能和勤勉无法在短时间内提高，他们无法提供足够的剩余产品去供养这些士兵，以至于这个国家无法进行正规的进攻和防御，士兵的技艺、农业以及工匠的技艺都得不到专业化的改进。

通过指出奢侈对勤勉和技艺的促进，休谟实际上推翻了前述共和主义的一般推理。共和主义实际上隐含地假设了土地产出是缺乏弹性的，总是养活同样的人口。因此，在农民之外可以供养工匠和军人的总人数是固定的。这样一来，奢侈和一个国家的强大就必然相互冲突。但是休谟清楚地看到，农业的技艺也是可以不断地改进的，只要赋予人们以改进和勤勉的动力，而这正是奢侈和商业所能做到的。“一个国家的工业产品丰富，机械技术发展，则非但农民，就连土地所有者也都把农业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兢兢业业，干劲倍增。”^[26]农业所产生的剩余越多，其能够供养的工匠就越多。在和平的年代，这些剩余被农民用来换取奢侈品和制造品（manufactures）。在战争的年代，社会也很容易将工匠变成军人，以农民的剩余产品供养他们。而“从事非必需品的劳动的人越多，国家就越强大；因为参与这样的劳动的人可以容易地转到公共服务上去。在一个缺乏制造业的国家中，存在同样数量的人手，但不是同样数量和同样种类的劳动力。所有的劳动力都投入必需品的生产中，不容丝毫削减”^[27]。正是制造业和商业的引入造成了劳作动机，以及经济和劳动力配置结构上的双重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使得在和平的年代人们能够享受更多的方便品和生活必需品，而且相应地使得国家在面临战争时在人员和物质的调动上具有更大的空间和余地，而共和主义所担忧的尚武精神丧失导致不能保家卫国的问题也完全是杞人忧天。“我们无须担心人们失去了残忍心就失去了尚武精神，在保卫他们的国家或他们的自由时变得懦弱无力。技艺不会削弱精神和身体，相反，勤劳作为技艺不可少的伴侣，能够为这个方面增加新的力量。”^[28]在商业和奢侈的时代，人们只是抛弃了凶残，而不是尚武精神。由于文雅和改进修饰的影响，原本用来支持勇气的愤怒失去了一些粗戾的性质；但与此同时，荣誉感这一更为强烈、更为持久和更为可控的秉性由于良好的教育和知识的影响能够获得新的活力。而荣誉感与野蛮民族不可能获得的纪律和军事训练的进一步结合，使得文明的民族根本不需要担心因为商业和奢侈的引入无法应对国防的问题。这里涉及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两个关键的方面。首先，往往与野蛮的行径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的尚武精神，在现代社会中能够被更为文明的力量，也就是荣誉感和更为系统的军事训练所替代。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休谟实际上雄辩地证明了传统上被视为必然对立的国家强大和国民幸福可以通过商业和奢侈的纽带紧密地、不可分割地被联系在一起。(www.daowen.com)

相比于商业和奢侈这些与人性中的财富欲更相匹配的社会实践，那些强迫性地改变人性以适应某些社会和政策目标的做法就宛如逆水行舟。如休谟所指出的：“强迫农民苦干以提供满足自己和家庭之外的更多人的供应，是一种粗暴的做法，更无法实现。”^[29]而那种更为柔性的，试图通过灌输公共精神和尚武精神，而使得个人甘愿为了社会的繁荣和安全而勤勉劳动、保家卫国的实践同样难以推行。这是由于，“这些原则太过大公无私，太难得到人们的拥护，因而需要以其他激情来统领人们，用贪欲和勤勉、技艺和奢侈的精神来激发他们”^[30]。相反，如果为农民提供制造品和商品，他们将自觉地扩大生产。在此基础上，征收他们的一部分剩余劳动产品，以用于公共事务，而不给予任何回报，也将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农民已经养成了勤勉的习惯，有了更大的税收承担能力。其他方面的劳动也同样如此，商业和奢侈的引入也使得制造业和贸易部门能够累积更多的剩余产品，在国家有事的时候同样能够更为轻易地被征用。

上述分析足以说明，商业和奢侈作为更能够顺应人性的基本特征的文明化力量，有助于将国家的强大和国民的富裕紧密地联系起来。但是，商业和奢侈的好处还不仅限于此。它们甚至能够历史性地改变一个国家的阶层结构，影响一个国家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从而有助于维护人民的自由。休谟指出，在野蛮和原始的国家，由于技艺不被重视，所有的劳动力都被倾注到了土地的耕种上。整个社会也就相应地分成两个阶层：地主和佃户（或者农奴）。后者必然依附于前者，而前者则自然地变成了一个小的暴君。这个小的暴君要么依附于一个更大的君主，要么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与别的领主作战，从而使整个社会陷入比专制统治更坏的境地。但是，在奢侈孕育了商业和产业的国家，农民耕种有方，就会变得富有和独立。商人也获得了一份财富，“使自己接近于中等阶层的权威和威望，而中等阶层的人总是社会自由的最好最稳固的基础”^[31]。在商人和农民对于自由的重要性中，休谟尤其强调商人阶层的重要性。他指出，商人对政治平等有更为强烈的渴望，他们既不会像农民那样屈服于奴役，也不会像贵族那样希望对别人实行专制，甚至也不会为了利益而屈服于君主的专制。“他们渴望有平等的法律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使它免于君主和贵族的专制。”^[32]由于商业的发展，财富落入平民手中，下议院成为自由的捍卫者。基于这一点，休谟认为那种谴责技艺改进，将之视为自由和公共精神之祸根的共和主义看法，完全是自相矛盾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休谟实际上从奢侈和商业所带来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化方面，对商业社会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他雄辩地指出共和主义关于奢侈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共和主义所担心的那些缺陷在商业时代完全可以由更为文明和顺应人性的力量所弥补，而国家富强和国民幸福可以通过商业和奢侈的引入而历史性地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