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蜜蜂的寓言》中，曼德维尔多次提到，欲望和骄傲是所有人都具有的基本特征，而商业社会是一个普遍的、以相互需要为基础的体系。因此，从表面上看，曼德维尔的思想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社会包容性意味，他的商业社会体系应该是一个能够将穷人也涵盖在内的体系。但是，在曼德维尔的体系中，他为穷人安排的位置却并不是一个可以共享商业社会之物质繁荣的位置。实际上，在他的安排中，穷人无论是在劳作动机上，还是在享受商业繁荣的成果的问题上，都与更高的阶层有所不同。曼德维尔虽然赞成商业社会的劳动分工，也意识到了劳动分工是商业社会繁荣的基础，但是他的逻辑并不彻底，他将穷人排除在外。他并不认为商业社会的繁荣意味着改善所有人的状况的包容性增长，也不赞成自由的劳动分工和职业选择。在他看来，一个社会的繁荣以及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总是意味着必须有人去过低劣的生活的。而除了穷人的子女，就无法找到更能过这种生活的人群了。“任何人都不会比穷人更为接近、更适合那种生活。穷人自幼过惯了艰苦的生活，最了解这种生活，因此对穷人来说，我所说的艰难既不算艰难，也不是艰难。一些人最辛苦地劳作，最不熟悉世上的浮华与美化，我们当中，无人比他们更心满意足。”^[81]在曼德维尔看来，如果没有适应艰难生活的穷人，英国将失去在毛纺织业上的成本优势，因为工人是否更加勤勉、是否愿意延长工作时间、是否比邻国工人更满足于较为贫苦的生活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出口商品的价格。因此，商业社会必然意味着穷人的牺牲。因此，在曼德维尔这里，穷人的位置实际上还是从国家利益，而不是从其本身的幸福的角度来做考虑的。这显然是一种重商主义的国家本位的思路。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曼德维尔反对当时在英国极为流行的慈善学校的做法。在他看来，不应该开办慈善学校来教育穷人。因为，“欲使社会幸福，欲使民众在最简陋的条件下生活安逸，大量民众就必须既贫穷又无知。知识会扩大和增加我们的种种欲望，一个人想得到的东西越少，为他提供生活必需品就越容易”^[82]。虽然有些职业需要读写和算术的技能，但是如果人们的生计根本不必依赖读写和算术的技能，这些技能就是对穷人和社会有害的。不仅穷人用来读书的时间本来是可以用来工作的，而且较之工作，读书是一件比较闲散的事情，男童在这种闲散的生活中的时间越长，长大后就越不适应体力劳动，在体力和心性上都是如此。在曼德维尔看来，获得读写能力的人将会认为自己无限地高于愚昧无知的人，从而看不起体力劳动。因此，各个国家的福利和幸福，都要求将劳动阶级的知识限制在其职业范围之内，而绝不可延伸到其范围之外。

对于可能存在的反驳，也就是对穷人的这种安排会损害穷人的幸福，曼德维尔采取了一种幸福相对论的看法予以反驳。在他看来，人们的环境、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相距越远，就越不能互相判断对方的烦恼或者快乐。最穷苦和没有文化的农民与最高贵的国王之间不能相互理解，并且各有对应于其自身处境的独特烦恼。人只是出于骄傲和野心，以及激情对理性的干扰，才会有特别的偏好。(www.daowen.com)

曼德维尔的上述看法显然存在诸多局限，甚至矛盾。第一，曼德维尔并没有完全突破重商主义的思想限制，他的体系中需要一个被牺牲的阶层去提供国际竞争的成本优势。第二，他并不完全了解劳动分工与知识和技术进步之间的正向关系，以至于过于强调非知识和技能的因素在商业社会的生产体系中的作用。第三，他对穷人心理的假设和其关于人性的更为一般的假设相互矛盾。在其关于人性的更为一般的假设中，劳作动机或者人的勤勉是由欲望所唤起的，但是对于穷人这一点却失效了，穷人被设定为天然懒惰的，没有充分的劳作动机，他们的劳作动机只是由必需所强制的。奢侈消费的欲望对他们的作用不同于对地位更高的人的作用，不是唤起而是反过来削弱了他们的劳作动机。第四，他的相对主义的幸福观显然也与其一般性的人性假设相矛盾。因为之前曼德维尔假设人人都有同样的激情以及改善自身状况的动机，既然如此，不同阶层的人对幸福的理解应该是类似的，而不会因为财产的多寡而存在阶层上的差异。

总而言之，曼德维尔的商业社会远远不像斯密在之后所描述的商业社会那样具有包容性和平等性。他的商业社会虽然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自由成分，但是仍然不是足够自由的。穷人的位置是被固定的，而国家竞争的优势还需要老练的政治家的妥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