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曼德维尔依然将羞耻和骄傲看成自我中心的激情，因而仍然是私人之恶而非私人德性，但是曼德维尔也注意到“这两种激情中包含着大多数美德的种子，是我们身上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不是什么虚幻的品质”^[54]。羞耻和骄傲本身并不是真正的德性^[55]，但是它们能够发挥规范性和协调性的作用，从而起到生成和维系社会秩序的功能。在曼德维尔的体系中，正是通过诉诸骄傲和羞耻，一个人原初的自我中心被重塑成了文雅（politeness）和道德（morality）的模式。^[56]

在曼德维尔笔下，骄傲和羞耻构成了人的社会性的来源，对社会的维系至关重要。曼德维尔指出：“倘若人类的整体并不受羞耻之心的支配，那便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得到改良。由于羞耻感总是令人烦恼的，并且所有人总是努力地保护自己，因此很可能一个竭力避免这一不适的人在其成长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羞耻；但是这对社会将是有害的，因此从其婴儿期到受教育期，我们总是尽力增强而不是减弱或者毁灭其羞耻感；而唯一的措施就是严格地遵守某种规则以避免那种会带来令人烦恼的羞耻感的事情。……我说的规则就在于巧妙地掌控我们自己，在他人面前抑制我们的欲望，掩盖我们内心的真实情感。”^[57]在社会交往中，人们很快就会认识到过于外露的欲望会引发他人的反感。从而，出于羞耻和自尊，人学会了掩饰和压制自己的欲望和激情。进而，在不断的人际互动的基础上，相应的规范和礼仪也形成了。如果说掩饰只是使得自身的激情和欲望变得更容易为他人所接受而已，而不削减欲望和激情的强度，那么，对自身欲望和激情的压制甚至可以达到为了获得他人的称赞，而完全牺牲实实在在的利益和享受的程度。“我们对他人的尊敬的贪求，想到被他人喜爱甚至可能被他人崇敬而产生的极度欣喜，是对克服最为强烈的激情的超值补偿，并且因此使我们远离所有那些会为我们带来耻辱的言行。”^[58]

羞耻和骄傲是人之天性，虽然都算不上是真正的德性，但是本身能够为人提供一种社会性，或者至少成为人的社会性的基础，哪怕这种社会性不同于仁慈和公共精神这样的社会性。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曼德维尔实际上区分了德性的定义和德性的实践（practice）。根据德性的严格主义定义，大多数甚至几乎所有的行为都是为恶的动机所驱动的。然而，出于骄傲和自尊这样的恶的动机的德性实践和行为虽然不满足德性的严格主义定义，但却足以保障社会的运作。

奉承和称赞对人的自尊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曼德维尔将奉承和称赞对骄傲和自尊的作用树立为社会治理的原则。在《美德之起源》一文中，曼德维尔指出，由于人的欲望和理解力都远超过一般的动物，所以，在没有政府的前提下，人是最不适合组成社会的物种。而由于人是如此自私、顽固以及狡猾的动物，要使人成为可治理的和亲社会的，也不能仅仅通过强力。因此，“立法者和其他智者为建立社会而殚精竭虑、奋力以求的最重要的事情，一向就是使将被他们治理的人们相信：克服欲望，这比放纵欲望给每个人所带来的好处更多；而照顾公众利益亦比私人利益要好得多”^[59]。但是将他人和公众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是违背人的天性的，因此立法者和政治家不得不发明和提供一些想象的奖励作为最为通用的补偿，来弥补在一切场合因为自我拒斥而造成的麻烦。政治家和立法者发明了种种动物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区分来使得人具有社会性，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去迎合他人的期望。人兽之别，使得追求人与动物共有之欲望的满足成为相当鄙俗的事情。而人与人之间的区分，将人分为两类群体。前一类是完全追求享受，全无自我克制，也不考虑他人利益的卑劣之人。后一类人则摆脱了龌龊的自私自利，将心智的增进看成最大的财产；他们鄙视人与无理性的动物共有的一切，并且依靠理性的帮助对抗自己最为强烈的天然性向。如曼德维尔所指出的，这类人除了战胜自己的激情以及以公共福祉为目标之外，别无他求。由于“再野蛮的人亦会为赞扬所陶醉；再卑劣的人亦绝不会容忍轻蔑”^[60]，人们会自动地选择认同那些更为“高尚”的标准或者更为高贵的群体。而这一认同所提供的非物质的精神上的奖赏，能够起到约束人的自我中心的作用，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有所限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曼德维尔认为，道德、美德皆为政治逢迎骄傲的产物。

因此，尽管人是自我中心的，但由于奉承和称赞的普遍力量，他们仍然可以在社会中共存，并且遵守某种规则，甚至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虽然人性中不存在天然的道德性，人的激情也全部是自私的，但是奉承和称赞对骄傲和羞耻的作用可以使人合群，甚至扮演类似于道德的角色。也就是说，一个人做出有德的行为，可能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骄傲之心，获得他人的奉承和称赞。(www.daowen.com)

然而，我们不能在字面意义上理解以上曼德维尔对政治家的论述。在《蜜蜂的寓言》第一卷曼德维尔关于政治家的论述中，似乎道德是政治家的人为建构。而政治家本身是一种高于蒙昧的普通人并且完全不受激情约束的人之类型，他们能够出于全局的考虑而打造道德标准和道德理想，并引诱普通人相信之。但是，这一解读显然是片面的。首先，《美德之起源》一文与其说强调的是道德的人为性从而强调政治家的作用，不如说是追溯美德的起源，指出好的行为和道德来自我们对他人的好评的重视，从而揭示美德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人性。曼德维尔曾经这样解释自己的研究方法：“若想追随一般社会使用的格言或政治发明的起源，我不会费心去寻找最先听到它们的时间或国家，也不去搜集其他人的有关言论；但我却会直奔它们的源头，即人性本身，在其中寻找那发明所匡正或弥补的弱点或缺憾。”^[61]其次，结合《蜜蜂的寓言》第二卷可知，曼德维尔关于政治家的论述在相当高的程度上不过是隐喻式的说法。在该卷中，曼德维尔提出了一个隐喻性的而非字面意义上理解的政治家角色的社会理论。^[62]如这一卷中关于人类社会演化的推测史所揭示的，曼德维尔对政治家的论述不应该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成对特定的政治家的行为的解释，而应该理解成对社会规范和制度缓慢而逐步地演化形成的一个速写。“在我提到的那些事情里，仅仅由一个人或一代人所做出的成果很少。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几个世代共同努力的产物。”^[63]因此，并不是政治家通过特定的政治干预树立了不同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并将之灌输给人类，而是人类在演化和发展的过程中，自发地产生了用来调节各种自私的激情和利益之冲突的规范和价值。在与人互动的过程中，人类的自我分裂成以骄傲和自尊为代表的一面，以及单纯追求享受和利益的一面。前者常常比后者具有更大的力量，从而能够对后者形成限制。因此，是人类为了获得周围的人的尊敬或者避免谴责而创造和接受了施加在自身行为之上的规范和价值。它们是人类实践和互动过程的产物，但不是人类有计划的设计的产物。^[64]因此，尽管曼德维尔认为人的激情完全是自我中心的，从而无非是恶，但是激情的互动和相互制衡本身却可以提供秩序。尤其是人的虚荣和骄傲使得人能够顾及他人的利益和欲望，而限制自己的行为，尽管这一顾及和限制无非是为了满足人的虚荣和骄傲。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对曼德维尔而言基本的一点是，人不是天然的、亲社会的，或者至少不是在亚里士多德以及沙夫茨伯里等人的意义上是亲社会的。人在本质上是自我中心的，但是在人的自我中心中，自尊和骄傲的倾向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而可以起到驯化人类的其他激情和天然冲动的作用，赋予人以一种派生的社会性，尽管这种社会性不同于沙夫茨伯里等人的社会性概念。从这里可以看到，曼德维尔并不否定人类可以和平共处，并不否定人需要社会，他只是拒绝人是因为具有合作和德性的内在倾向而成为社会性的存在的。^[65]曼德维尔否定人有天然的亲社会性，但是并未否定人基于贪欲和骄傲等激情所派生出来的社会性。实际上，曼德维尔区分了自然与人为。在他看来，人是否天生就比其他动物更喜欢社会是一个问题。但是即使人天生如此，这也不是什么卓越和值得夸耀的事情，也于事无补。在他看来，沙夫茨伯里这样的人就是主张社会建立在人天生的社会性的基础之上的人物。但是曼德维尔认为这是找错了地方。人的社会性并不是天生的，而是来源于社会可以有效地满足人的需要。在《蜜蜂的寓言》的对话四中，曼德维尔讲述了一个著名的葡萄酿成葡萄酒的例子。葡萄放在一起，经过转化和发酵之后就变成了葡萄酒。葡萄酒性只是发酵产生的结果，是外来因素导致的；每一粒葡萄如果单独存在，任何一粒都不能获得这样的性质。曼德维尔用葡萄酒性比喻的实际上就是人的社会性。因此，在这个比喻中，曼德维尔想要表达的是人并非天生就有社会性，人没有天生的社会性就像葡萄没有天生的葡萄酒性。在人性中不存在天生的爱或者感情促使他们联系成社会，“人是通过在社会中共同生活才具备了社会性的”^[66]。这样，人的社会性不是社会的前提，而是社会的结果。人是因为在社会中能够满足其骄傲和欲望，而变成了社会中可以被治理的动物，具有了温驯的特征。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曼德维尔从自我中心的激情出发解释人的社会性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将人性看成绝对恶的。固然，在他看来，沙夫茨伯里的社会理论高估了人性中的善良情感和社会美德，不是真实地反映了人性，而是对人性进行了超越真实的美化。然而，尽管经常被人们与霍布斯放在一起，但是曼德维尔明确地拒绝认为人与之间天生就具备仇恨和憎恶之情，待彼此如豺狼。曼德维尔指出：“人把世间一切都放进了自己心中，而这既不出于爱，也不出于恨，而仅仅是为了人自己。每一个人自己都是个小世界；而只要智力与能力允许，一切动物都会竭力使自己快乐。在所有动物身上，这都是一项持续不断的艰苦劳作，并且仿佛就是生命的意图。”^[67]这意味着，尽管在曼德维尔这里，人虽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自我中心还不是一种绝对的恶意，虽然这尤其相对于传统的美德概念确实带有很强的自私性色彩，但是并不带有很强的攻击性。正是这一特点，为人类通过比较温和的形式，以形成社会的方式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要奠定了基础，而这实际上蕴含了以交换为中心的商业社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