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曼德维尔为奢侈进行了成功的辩护。在曼德维尔的笔下，奢侈开始失去了先前与腐败和邪恶之间的联系，开始包含生产、贸易，以及丰富的商品的文明化影响。^[26]

在《蜜蜂的寓言》第一卷的评论L条中，曼德维尔对奢侈进行了精心和集中的辩护。其辩护意见主要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曼德维尔对奢侈下了一个严苛的定义，将之定义为一切对人的生存而言非直接必需的事物。在这一严苛的定义下，一个直接的推论就是在世界上除了奢侈之物外，找不到任何其他的东西。因为即使是处在原始状态的野蛮人也对其生活做了一些改进。但是这样一来，由于外延过于宽泛，这个概念将失去其对立面，从而丧失存在的意义。一切都是奢侈也就是一切都不是奢侈。曼德维尔承认这一界定的严苛性，但是他指出一旦放松这一概念的严苛性，我们就不知道将放松到什么程度。“人们若告诉我们说他们只想使自己舒适而干净，我们便根本无法知道他们究竟是指什么。他们若根据真正确切的字面意义使用这些词，又并不缺水，那么，他们的要求很快便会得到满足，不用多少花费，亦无多少困难。然而，这两个形容词虽小，其含义却无比复杂，在一些女士的语汇中尤其如此，谁都猜不出它们的范围究竟能伸展多远。”^[27]曼德维尔指出，“体面”和“便利”这两个词也同样如此，其含义可以做无限的延伸。因此，一旦放松对“奢侈”的严苛定义，借以断定某一状态是否为奢侈的任何既定标准就动摇了，而固定的自然界限这一传统标准也再无立足的空间。^[28]

第二，曼德维尔否定一种关于奢侈、节俭和国家财富的传统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就像毁掉挥霍者的个人财富一样，奢侈也会毁掉国家的财富；反过来，就像会增加私人家庭的财产一样，节俭会提高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就这一传统观点而言，曼德维尔的直接对手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将重心放在国家层面通过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而累积金银上。在曼德维尔的时代，奢侈的消费品常常是外来的。正是基于这一点，重商主义反对奢侈和挥霍的消费行为。然而，曼德维尔认为重商主义限制奢侈、反对进口的举措根本行不通。因为任何购买都是交换，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与不购买其商品的国家做生意。每一个国家都会有类似的做法，从而任何重商主义的类似措施都是难以为继的。

除上述可行性意义上的考虑之外，曼德维尔在更深的层次上认为重商主义关于奢侈和挥霍的行为与国家财富的累积相冲突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取消奢侈和挥霍的行为将会打压人获得财富的雄心壮志，从而打消人的劳动积极性。如前文中已经论述过的，人对财富的欲望本身建立在人的骄傲之心以及通过炫耀性消费而获得他人的赞赏和羡慕的基础之上。取消和禁止奢侈，显然将会使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归于无用，人的财富欲在极大程度上必将减退。然而，人是只能被激情和欲望所驱使的动物。“人若没有欲望的驱使，便绝不会去拼力奋斗；当人们躺在休眠状态中时，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奋起，其卓越与才能亦永远不会被发现。人这部怠惰的机器若没有人的激情的影响，将可以被恰当地比作一台没有受到风力影响的巨大风磨。”^[29]奢侈和人的欲望将人从无所事事的状态中唤起，使得人投身到贸易和劳动中去。“在各个时代的那些罪孽的民族中，骄傲和奢侈极大地促进了贸易。”^[30]奢侈和攀比除了唤起普遍的对财富的渴求，进而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之外，甚至还促进了技艺的改进。比如，各种时尚的风靡变幻使得商品的款式不断更迭替代，而这将促使技工不得不进一步改进自身的技艺。从而，曼德维尔在奢侈、劳作动机和技艺改进之间建立起了联系。

在关于财富的性质的观点上，曼德维尔也突破了重商主义的观点。“尽管黄金和白银的价值时时涨落起伏，一切社会的享乐却总是要依靠土地的物产和人民的劳作。这两项的总和乃是更靠谱、更取之不竭，并且更真实的财富，它比巴西的黄金、波尔西的白银更为可靠。”^[31]在这里，曼德维尔实际上否定了重商主义将财富等同于金银的看法，而是将财富等同于土地和劳动的产物。在这一新的财富观的基础上，由于奢侈、骄傲所培育的财富欲与人的勤勉和劳动之间的紧密联系，奢侈和骄傲在经济好处的意义上可以得到辩护。实际上，这也是曼德维尔之后的一种普遍的视角。在曼德维尔之后，奢侈开始逐渐被当作对经济有好处的观点来看待^[32]，而曼德维尔在奢侈与劳动、技艺改进之间所建立的联系也被之后的休谟和斯密所接受。^[33]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曼德维尔将奢侈和挥霍分开论述，但这两者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是在曼德维尔这里，奢侈本身更侧重于商品质量上的精美和改进，而挥霍更为侧重的是数量上的消耗。在现实中，就具体的消费行为和欲望的满足而言，两者常常是不可分的。此外，虽然曼德维尔更为明显地赋予挥霍以一种将积累的财富消耗一空，从而促进经济循环的功能，但是毫无疑问，奢侈也具有同样的功能。奢侈既是人的欲望所追求的对象，也是一种通过购买和交换而挥霍财富、促进经济循环的动力。总而言之，奢侈是消费和生产（劳动）的连接点。

除了从正面支持奢侈和挥霍对经济和产业的促进作用之外，曼德维尔从反面否定了节俭与经济繁荣之间的联系。当时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意见，认为荷兰的富裕源于节俭和美德。但是曼德维尔认为，荷兰强盛的真正原因是荷兰人使一切都让位于商业和航海的政治智慧，并以不受约束的自由常识、不倦的勤勉和一切有效的方式去鼓励、促进各种贸易。荷兰曾经的节俭只是由于环境的迫使，比如西班牙人的掠夺和暴政。荷兰本身人口众多，国土面积又过小，并且时常面临被海水淹没的风险，这些使得荷兰不得不将大量的开支花费在维护堤坝和围墙等水利工程之上。但是一旦形势发生变化，荷兰人的生活方式就发生了改变。在曼德维尔看来，当时将荷兰人描述成简朴之典范的坦普尔爵士（Lord Temple）对荷兰风俗的观察不过是限于荷兰历史上的一个特别艰难的时期。但是一旦这个时期过去，“那些境况良好者的马车、娱乐乃至整个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变”^[34]。节俭完全被看成权宜之计，是特殊情况下一个国家不得不做出的选择。通过这个特殊的例子，曼德维尔试图说明一个一般性的命题，即在情况允许的前提下，人们不会选择节俭；而节俭不仅无助于一个国家的繁荣，还是一个国家陷入贫穷的后果和证据。^[35](www.daowen.com)

通过上述正反两个方面的论述，曼德维尔将奢侈和挥霍看成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必要前提。

第三，曼德维尔认为一些算在奢侈头上的责任其实不是奢侈造成的，而应该归咎于不良政治的过失。正如曼德维尔自己所指出的，在其时代的舆论中，奢侈被看成激发了贪婪和掠夺，导致了官员们的腐败，甚至导致了国家被出价最高的买主所俘获。但是在曼德维尔看来，与其说这是奢侈的作用，不如说是因为治理不善，应该归咎于恶劣的政治家。在曼德维尔看来，每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和政府都应该密切关注一个国家的贸易余额。通过对某些货课以重税、完全禁绝，或者只与那些既愿意用货物也愿意用金钱支付的国家进行贸易，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必须总是使得其年进口的总价值小于出口的总价值。在这一前提下，外国的奢侈品并不会使得一个国家变得贫穷。就这一点而言，曼德维尔实际上回到了重商主义贸易平衡论的老路。^[36]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曼德维尔反对那些指控奢侈造成道德腐败和民众孱弱，从而使得一国成为其他国家的猎物的看法。“说到奢侈使一个民族孱弱和丧失活力，我现在对此的恐惧已经比以前大为减弱了。”^[37]首先，曼德维尔认为，即使奢侈对人是有害的，这种害处也不是奢侈所独有的。只要人仍然具有顽固的欲望和激情，奢侈品对其身体所造成的伤害，并不比沉溺于那些廉价的商品所造成的伤害更大。“放纵我们的激情，其最低廉、最省力的方式给身体造成的危害，与最文雅、最昂贵的方式造成的危害毫无二致。”^[38]然而，事实上人在感官享受方面的放纵，也很少能够伤害到人的体格，因为追求感官享受者和其他人一样会重视自己的身体。最堕落的奢侈者的最大错误，与其说是由于其频繁的大吃大喝而伤身，不如说是因为在奢侈和享受上的花费浪费了大量的金钱。其次，即使一个国家再奢侈，也总是有些人必须承担艰苦的体力劳动，并且较少受到奢侈之风的影响。而这些人强壮的体格总是使得他们能够成为优秀的士兵。因此，奢侈对军人所造成的伤害最多是波及军官而非普通的士兵。就最伟大的军官而言，头脑和指挥的才能远比体力上的强健更为重要。而对普通的军官而言，一方面荣誉的激情能够作为对体力的替代，使得他们勇敢作战，“体力充沛乃是对军官最无所谓的要求”^[39]；另一方面他们的地位要求他们置办必要的行头，购买华丽的军服及配置，满足被称为必需的奢侈所要求的一切开销，因此剩下的能用在身体上进行奢侈活动的开销已经非常少。此外，曼德维尔认为，商业社会中的军人虽然并未过着公民人文主义所推许的那种简朴生活，但是军人具有荣誉感。“文明国家的大多数军官所推崇的，乃是对世界的透彻了解，对荣誉准则的透彻了解，乃是一种坦诚作风，一种尤其见于老练军人当中的人性精神，以及一种被誉为既彬彬有礼，又勇敢无畏的精神，它由谦逊和大无畏混合而成。”^[40]在曼德维尔看来，荣誉感虽然是一种激情而并非美德，但是与美德的作用相当。从而，奢侈不会对军事造成多大的威胁。

曼德维尔最后总结陈词：“首先，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事物均可以被称作奢侈；而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世上根本不存在奢侈。其次，通过明智的管理，所有民族均能够随意享用其本国产品所能购买到的外国奢侈品，而不会因此而变穷。最后，凡在军事得到应有重视、士兵得到良好报偿并严守纪律的国家，一个富裕的民族均能享有一切可以想到的、便利丰裕的生活；在该国的许多部分，人们会享有人类智慧所能设想的众多繁华精美的生活。”^[41]

综合以上论述，曼德维尔对传统上加于奢侈的贬斥含义进行了全面的清理。他一方面斩断了奢侈概念与被传统所加的各种负面的道德、政治和军事含义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将奢侈和挥霍性的消费行为与物质繁荣、就业和勤勉等概念联系起来，从而赋予奢侈概念以更多正面的经济含义。正是在曼德维尔这里，在传统上被谴责的欲望和激情从各种旧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

不过，除了上述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对奢侈予以重新审视之外，在曼德维尔对传统的奢侈观念进行的激烈批评中有一点比较容易被忽视，也就是曼德维尔在否定一直到启蒙运动时期仍在西方历史上造成深远影响的政治典范斯巴达的政治实践时，所表现出来的对现代生活的正面褒扬，而这一点实际上也是曼德维尔在其著作中少见的正面表述其立场的地方。在曼德维尔看来，斯巴达虽然具有极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具有节俭等宝贵的美德，但是这种生活是极为空洞的。“世上肯定从未有一个民族的伟大比斯巴达人的更空洞。他们生活其中的辉煌还不及一个剧场的辉煌。他们唯一能引以自豪的事情，乃是他们什么都不去享受。”^[42]曼德维尔对斯巴达为了禁绝奢侈和商业而做的事情也大加嘲讽。“斯巴达人使用一种完美的货币：金币和银币均遭到贬抑。他们使用的货币是铁做的，堪称外表虽好却不值钱。要换二三十镑，需要一只相当大的箱子去装那种钱币。挪动那只箱子，则实在不亚于去牵动一头约克郡公牛。”^[43]不仅如此，斯巴达禁绝奢侈的做法甚至侵入了私人生活空间。“斯巴达人反对奢侈的另一个药方，乃是他们全部必须在一起共吃同样的饭食，而极少允许任何人在自己家中独自吃喝，乃至一位斯巴达国王阿吉斯打败雅典人凯旋回家后曾想将属下打发走（因为他想与王后单独进餐），却遭到了军事首领们的非议。”^[44]在这里，曼德维尔无疑表达了其对现代生活方式的一种赞扬。而斯巴达那种完全只重视荣耀的生活，在他看来却难以算是真正的幸福。“这种荣耀乃是一种幸福，世上极少有哪个民族愿意将它看作幸福。”^[45]尽管，在注意到古代共和国的荣耀的空洞性，从而倡导以现代自由代替美德这一重要的论题上曼德维尔只是点到即止，而远远不如后面的孟德斯鸠、休谟等人的分析全面和深刻，但是我们似乎仍然可以认为，曼德维尔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这种正面看法使他甚至早于孟德斯鸠、休谟和斯密等人就看到了相对于严苛的古典社会，现代意义上的更为“人性化的”或者“人道”的社会的兴起。

曼德维尔对奢侈和消费在经济体系以及个人生活中的重新定位可谓影响深远。这不仅影响了本书中将要讨论的休谟、斯密、弗格森，甚至还影响了两个世纪之后的经济学家凯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