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维尔将人描述成欲望和激情的复合体。这其中包括奢侈、骄傲、贪婪、虚荣、嫉妒、野心等，甚至还包含懒散、热爱安逸和闲散等。在曼德维尔对人性的这一观点中，理性只处在附属的位置，完全成为激情的奴隶。理性无法遏制激情，而只能对激情进行事后的合理化，或者为激情和欲望的满足提供手段和工具。与在西方传统中理性和激情构成了一个理性在上而激情在下的心灵等级制度不同，曼德维尔继蒙田、培尔、斯宾诺莎、帕斯卡等理论先驱之后，发展了人性观之上的反理性主义^[11]，将人性中的激情和欲望予以凸显。^[12]

如果仅仅从激情的分类上看，曼德维尔无甚高论。毕竟在曼德维尔之前，霍布斯、笛卡尔、斯宾诺莎等人就已经对激情进行过各种分类。此外，即使不提及这些分类，上述的任何一种激情，也能够在日常的语言中找到对应。毕竟这些激情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文化，甚至任何一个人身上都不罕见的情感。上述激情中除了贪婪、奢侈、挥霍等在定义上就带有经济含义的激情之外，野心和嫉妒等激情所产生的领域并非必然限于经济和财富的领域。野心可能是政治性的，是一种欲求统治别人的激情。就嫉妒而言，如曼德维尔所指出的，嫉妒可以表现为一个画家嫉妒另外一个画家的才艺。在这一场合下，嫉妒虽然可能会促使画家去改进自己的技艺，但是并没有特别的经济含义。但是曼德维尔的特点在于，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商业社会的背景来谈论上述激情的。换言之，在商业社会的背景下，嫉妒和野心也开始以人与人之间财产上的差异为基础。

在本小节第一段开头提到的两组激情中，曼德维尔赋予骄傲、虚荣这一组激情以能动的作用。首先，它们可以打破懒散、爱安逸这一组激情所内含的自足状态，从而发挥将人的目光引向外界事物，进而诱发劳作和生产活动的功能。其次，这些激情在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身上起作用，有助于社会中的经济交换和财富流转。曼德维尔这样描述为上述激情所驱动的社会：“贪婪，这个衍生出邪恶的根基，这该诅咒的劣根的天生恶德，是挥霍这一高贵罪孽的仆从奴隶；而奢侈雇用了上百万穷苦之士，可恶的骄傲则雇用了另外上百万人；嫉妒心与虚荣心，激发了勤勉奋斗。他们那种可爱的愚蠢和变化无常见诸饮食、家具和服装，这一荒唐的恶德，却成为回转贸易的车轮。他们的法律和服装同样是不断变化的对象；因此此时被看作正当的行为半年之后就被看作犯罪；……就这样，恶德培育了智巧，后者随着时间和勤勉一同前行，并且给生活带来了种种方便，它是真正的快乐、舒适、安然，其威力无比，竟使得那些赤贫者生活得比以前的富人还要好。”^[13]不同于传统的观点将上述激情在个人和公共利益两个方面都看成邪恶的，曼德维尔将这些指向物质对象和财富的激情看成经济循环和经济增长的动力。

具体而言，作为“高贵罪孽”的挥霍是一种令人高兴的良好天性的恶德，它能够促进经济运转，使得烟囱冒烟，并使所有的商人喜笑颜开。挥霍虽然对挥霍者本身有害，但是有利于公共利益。“要维持公众的生存，挥霍者便是珍贵的口粮。……没有奢侈挥霍，我们便没有任何办法去匡正权势者的巧取豪夺。一个贪财的政客，毕生都在损害国民的利益，养肥自己，通过勒索和掠夺，聚敛大量财富。他死之后，社会的每一个善良成员目睹此人之子不同寻常的奢侈挥霍，都会感到由衷的快乐。此人之子的挥霍，是将从公众那里夺取的财富归还给公众。”^[14]曼德维尔区分了挥霍和贪婪^[15]，将贪婪限定为一种守财奴式的只聚敛财富但并不消费的行为，而挥霍则是与之相反的一种促使经济流转的激情。^[16]在现实中，这两种激情联合起来发挥了促进公共利益的正面作用。挥霍是一种有助于公共利益的高贵罪孽，而贪婪这一邪恶的激情则为其提供了物质基础。毕竟，那些辛苦地积攒财富的守财奴往往只是为其继承人奠定了挥霍的基础。因此，“尽管贪婪可能导致众多的恶果，它却是社会极为需要的，因为它能够收集和聚敛那些被与之相反的恶德所丢弃和挥霍的东西”^[17]。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曼德维尔将贪婪和挥霍这两种激情看作医学中两种相克的毒药，它们的相克矫正了各自的毒性，使得它们能够相互帮助，并且混合成良药。(www.daowen.com)

与之类似，骄傲和奢侈的行为促使人们在消费和获得财富的行为上进行攀比和竞争，从而促进产业进步和经济运转。传统上，这些激情是被严厉谴责的对象，被认为是人的灵魂堕落的根源，但是曼德维尔革命性地将这些激情放在社会经济体系运转的核心位置。在上述立场的基础上，他质疑私人道德和公共福利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并且极力反对那些试图调和传统的美德观与社会经济成长的观点。在曼德维尔的时代，有一种观点认为能够用节俭去取代挥霍和奢侈这两种恶德，并且“若没有如此众多的途径去消耗财富，人们便不会受到诱惑，不会以如此多样的罪恶方式去聚敛财富；没有这些途径，同样多的人便会免除这两种极端的恶德，使自己更加幸福快乐，而没有这两种恶德，他们的品性亦不至于那么堕落了”^[18]。但是在曼德维尔看来，节俭和诚实一样，不过是一种可怜的使人挨饿的德性，仅仅适用于由那些追求轻松、安于贫穷的善良和平者所组成的小型社会。但是在一个喧嚣的大国中，人们将会厌倦节俭。因为这不过是一种不会雇用任何人手，从而在一个贸易国中完全无用的德性。因此，节俭这样的传统德性，并不适合大型的商业社会。

与此类似，曼德维尔攻击了那种认为就算没有骄傲和奢侈，人们一样会如此吃穿和消费，雇用同样多的工匠，而一个国家将会同样繁荣昌盛的观点。这种观点主张骄傲、奢侈和消费（例如华丽的服装）之间不存在本质的联系，因为“骄傲比衣服更贴近我们的身体，它们完全居于我们心中；隐藏在破衣烂衫下的骄傲，往往比隐藏在最浮华盛装下的更多”^[19]。因此，一个收入丰厚的好人，每年购买的服装比其所能穿坏的更多，也可能是出于使穷人有工作、鼓励贸易增加国家福利的动机。但是，曼德维尔不认为人出于公共精神和促进国家福利的动机能够将消费和挥霍的水平提升到骄傲这一恶的激情会使之达到的水平。这是因为，出于增进公共福利而在服装等商品上进行支出的人，对待服装的看法将类似于对待纳税的看法。爱国者虽然愿意爽快地纳税，但是谁也不愿意缴纳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税金。同样，被公共精神而非骄傲所驱使的人在服装上的花费也只会量力而行，根据自身的财力进行相应的支出。但是，曼德维尔指出，现实的情况是商业社会中每一个阶层都试图使得自己的衣着超出相应的社会地位，并且宁可以家庭拮据为代价而在服装方面欺骗自己的邻居或者试图超过后者。因此，是人的骄傲和攀比之心在驱动大众的消费，而不是公共精神在起作用。尽管骄傲和奢侈是人性之恶，但如果没有骄傲和奢侈，全民的消费额将不足现在的一半，而就业者也将不足现在的三分之一。从而，曼德维尔否定了公共精神和直接促进国家福利的动机这些非自私的动机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繁荣。

除了从骄傲和奢侈这些具体方面反对传统的意识形态之外，曼德维尔还更为直接地否定了基督教的经济重要性。首先，教士阶层和普通人是由同样的材料构成的，并且被同样的激情和欲望所驱动。尽管神职人员似乎表现出最为简朴的作风以及对世俗快乐的最大鄙视，具有许多自我克制的标志，但是这不过是表面的特征，经不住仔细的审视。“我们若审查他们的行为，便会发现其自我克制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多。一切宗教所崇拜的神明，甚至各国改革最彻底的教会，无不首先满足库克罗普斯·伊万格利弗鲁斯的需要。首先是各种美味，然后是各种可口的饮料。此外，他们还盼望你加上舒适的房屋、精美的家具、冬日暖和的炉火、夏天怡人的花园、洁净的衣服、足够养活他们儿女的金钱、在一切人当中居上风、来自所有人的尊敬，然后随便你给他加上多少宗教虔诚。我所列举的这些事物，乃是舒适生活所不可缺少的。连最谦卑的神职人员也不会羞于承认自己需要它们。没有它们，这些人会感到极不舒适。诚然，这些神职人员和他人出自同一个模子，拥有同样的腐败本性，受到同样的诱惑，天生就有一样的弱点，受制于同样的激情，受到同样诱惑的吸引。”^[20]即使是神职人员也不能过那种完全拒绝享受和满足世俗欲望的生活。包括教士在内的所有人真正喜爱的是世俗的和感官的快乐。尽管世俗和感官的快乐对应的不过是低级的激情和欲望，然而，理性和宗教的双重力量也没法将之遏制。由于没有自我拒斥就没有真正的德性，所以在教士们的身上最明显地体现出美德的理论是一回事，而美德的实践是另外一回事。他们只是在口头上传播禁欲的教义，否定世俗的快乐和享受，但是在行动上他们明显被其天然的激情和欲望所主导，违背自身的主张。总而言之，由欲望和激情所定义的人之天性，使得陈义过高的基督教教义难以实践。其次，即使基督教价值观在促进经济繁荣方面存在一定的作用，其作用也远不能与人类的激情和欲望的推动作用相比拟。“我从心底里认为，在使得接受宗教改革的国家比其他国家更为繁荣昌盛方面，宗教改革的贡献几乎并不比一种愚蠢而变化无常的发明作用更大。这种发明就是带撑环加软衬的女裙。……除了挺身反对这种为俗众所钟爱的东西的勇敢者之外，教廷自诞生那天至今所雇用的那些人手，即诚实、勤劳的劳动者，还不如被我称为‘女性奢侈’的令人憎恶的发展在几年中所雇用的更多。宗教是一回事情，贸易是另外一回事情。”^[21]通过从教义难以实践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不显著两个方面，否定基督教对经济繁荣的贡献，曼德维尔批判了由基督教所代表的传统的关于欲望的意识形态和价值阐释，从而将人性中更为感性或者更具世俗性（相对于宗教所强调的人的灵性的一面）的一部分解放出来。而通过对流行观点的反对，曼德维尔不仅斩断了私人德性和公共福利之间的联系，而且也改变了人们对公共福利的想象，使得经济繁荣成为公共福利概念的界定中所不得不考虑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