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一度与道德心理学和伦理学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这一点在休谟和斯密，乃至弗格森的著作中都清晰可见。然而，《国富论》在分析上的成功，在19世纪产生了不幸的后果：占据主导位置的古典正统使得将经济学视为独立于伦理学和历史的学科成为可能，从而模糊了斯密和休谟的真正意图。^[27]随着新古典逐渐成为经济学中的主流，经济学在更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传统，不再关注道德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自然科学的成功成了经济学模仿的对象，经济学试图将自然科学的方法以及数学应用到经济现象之上；第二，实证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影响，从经济学中放逐了道德和伦理问题。^[28]随着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迹象。这一贫困化体现在两个基本的方面：理性人假设忽略了人的“伦理相关的动机”，以及经济学中的评价标准忽略了“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29]而作为伦理秩序的“看不见的手”^[30]，也被缩减成了建立在苛刻和简单的假设之上的一般均衡理论，其制度的、伦理的内涵遭到了极大的裁剪。

上述种种，无疑极大地妨碍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所需条件、标准，以及人的心理活动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理解。资本主义常常被看成基于人的贪欲的一种制度安排，与贪欲不无干系。但正如森所指出的，“为资本主义奠基的伦理体系涉及的因素远多于尊崇贪欲和膜拜金钱财富”^[31]，“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运行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32]。

森的看法是富于启发性的。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所依赖的心理和伦理基础显然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但也是在现代经济学和政策实践中相对被忽略了的问题。本书围绕欲望、利益与商业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思想史进行考察，能够将上述几位重要思想家关于市场经济与人性基础、财富与德性等基本问题的思考重新发掘出来。而这一发掘工作，能够促进我们对经济学和伦理学、经济心理学与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并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经济心理学之间中断了的联系重新连接起来。显然，这有益于扩大经济学的视野，帮助经济学克服“贫困化”问题。进而，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对这一思想史的梳理能够给我们提供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予以清算的智力资源。此外，通过这一梳理，本书也能够将经济学中相对被忽略的制度主义传统的隐微线索更为清晰地勾勒出来。这些就是本书的理论意义。

就现实意义而言，本书无疑也能有所贡献。任何一种现实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都必须建立在关于人的科学认识之上。而建立在过度简化的假设之上的政策实践，甚至经济学教育，已经对我们的世界产生了广泛的负面影响。^[33]本书所进行的思想史考察，对人的经济心理学与制度安排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揭示，无疑能够对建立和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有所启发。而由于中国的现状和新古典经济学诞生地的西方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如韦森曾经指出的，19世纪西方世界的兴起、西方国家中法治化的市场经济运作体制的生成，标志着西方社会从整体上已经完成了其现代化过程，因而，像斯密那样为法治化市场经济体制的生成和降临而呼唤的“市场经济理论的传道人”的历史使命已经终结；相应地，经济学的现实任务和历史使命也发生了变化。^[34]但是，且不论西方经济学的这一转变是否有道理，这一历史性的事实都使得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不如斯密时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当前的中国更具有现实的相关性。毕竟，中国社会目前显然处在转型期社会阶段，其状况与18世纪的英国社会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从而，回顾曼德维尔、哈奇森、休谟和斯密等人关于商业现代性的观点和规划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无疑是有启发性的。

本书的结构在形式上遵照相关人物在思想史舞台上出场的次序，但是更为注重从内在的理路出发将相关的内容串联起来。

本书的第二章是关于欲望概念的一个辨析，指出欲望概念在上述思想家那里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表现在，欲望对他们而言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主义的概念，而是与人对地位和来自他人的承认具有密切的联系。

本书第三章是对曼德维尔的考察。曼德维尔将奢侈和欲望从传统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中解放出来，并以之作为社会进步的动力。但是曼德维尔也看到由于欲望和利益在商业社会中的相互依赖以及骄傲这一特殊激情的影响，自私的个人在商业社会中将转变成或多或少地相互支持的成员。因此，以一种悖论性的方式，曼德维尔看到了传统上被否定和压制的物质利益和欲望被驯化来作为社会纽带和社会共同体之支撑的可能性。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曼德维尔看到了商业社会自治的可能性，尽管他的具体描述存在许多瑕疵。

第四章是对哈奇森道德哲学和法理学思想的考察。不满于曼德维尔将人类社会完全建立在贪欲、骄傲等恶的激情之上，从而使得人的社会性成为一种派生的社会性，哈奇森坚持认为人性中存在着对他人的无私的仁爱。然而，哈奇森也意识到人性中存在不可避免的自私的一面。因此，结合仁爱和自私，哈奇森推演出了一个包容人的自私，甚至赋予人的自私以权利的囊括所有存在者在内的情感系统，从而在休谟和斯密之前就已经尝试建设一种能够协调个人与社会的规范性体系。

第五章是对休谟的考察。休谟对奢侈的辩护超过了曼德维尔，消除了后者的体系中所带有的强烈的放荡意味。休谟将奢侈和商业看成历史性的文明化力量，看成现代世界中能够兼容国家权力与国民富裕的一种新的政治经济体系。此外，休谟拒绝了哈奇森的法理学推演方法，从更为接近霍布斯和曼德维尔的路径出发，考察了在为贪欲和陌生人这两个关键因素所主导的商业社会中起支撑作用的正义制度如何基于人的情感互动而建立并运转的问题。从而，在商业社会的情感和制度支撑的问题上，相对于曼德维尔和哈奇森，休谟迈进了一大步。

第六、七章是对斯密的考察。相较于休谟，斯密在商业社会的情感和制度支持的问题上更为系统和深刻。首先，斯密提出了一个成熟的并且能够在人的情感模式中找到支撑的商业社会伦理学。其次，在前一方面的基础上，斯密澄清了自然自由体系的内涵，并将之作为在商业社会中调和与安置多元化的利益关系的公正和有效的结构。

第八章就商业社会的边界问题对休谟和斯密进行了讨论。休谟和斯密都或多或少地看到了商业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主权国家的限制，变成一个服务于全世界人民福祉的交换和生产体系。

第九章则呈现斯密和弗格森对商业现代性所造成的病症的分析，以及他们各自开出的药方。

第十章总结全书并对斯密之后的经济思想史的趋势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

【注释】

[1]Pack，S.J.Aristotle，Adam Smith and Karl Marx：On Some Fundamental Issuesin21st 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0：4-6.

[2]〔英〕巴克豪斯：《西方经济学史》，莫竹芩、袁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第19页。

[3]〔英〕巴克豪斯：《西方经济学史》，莫竹芩、袁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4]〔英〕巴克豪斯：《西方经济学史》，莫竹芩、袁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5]〔美〕兰德雷斯、〔美〕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周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年，第4版。

[6]〔英〕罗尔：《经济思想史》，陆元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4～45页。

[7]Helleiner，K.F.“Moral Conditions of Economic Growth”.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51，11（2）：100.

[8]〔美〕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3页。

[9]〔美〕布鲁、〔美〕格兰特：《经济思想史》，邸晓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版，第16页。

[10]〔英〕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袁南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11]〔法〕费内隆：《忒勒马克斯》（影印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www.daowen.com)

[12]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13]〔德〕鲍曼：《道德的市场》，肖君、黄承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4]Buchan，J.Crowded with Genius，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Edinburgh's Moment of the Mind.New York：Harper Perennial，2003：70.

[15]Horne，T.A.“Envy and Commercial Society：Mandeville and Smith on‘Private Vices，Public Benefits’”.Political Theory，1981，9（4）：551-569.

[16]Skinner，A.S.“Hume's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InNorton，D.F.&Taylor，J.A.（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to Hum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384.

[17]Goldsmith，M.M.“Regulating Anew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Sentiments of Mankind：Bernard Mandeville and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988，49（4）：587-606.

[18]Hundert，E.“Mandeville，Rousseau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antasy”.InBerg，M.&Eger，E.（eds.）.Luxu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Debates，Desires and Delectable Goods.New York：Palgrave，2003：28-40.

[19]Davis，G.F.“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and Economic Psychology in David Hume and Adam Smith”.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2003，35（2）：269-304.

[20]将decent一词译成“体面”或者“得体”并不非常妥帖，不能完全表达出这个词在英文中的丰富含义。在英文中，这个词不仅具有物质上过得去的含义，还含有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含义。

[21]例如Partnoy，F.Infectious Greed：How Deceit and Risk Corrupted the Financial Markets.New York：Times Books，2003.

[22]Sen，A.“Adam Smith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Erasmus Journal for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2010，3（1）：50-67.

[23]Sen，A.“Capitalism beyond the Crisis”.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09，56（5）：27-30.

[24]Sen，A.“Capitalism beyond the Crisis”.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09，56（5）：27-30.

[25]Lerner，M.“Introduction”.InSmith，A.The Wealth of Nations.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1937.

[26]Hirschman，A.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100.

[27]Skinner，A.S.“Hume'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InNorton，D.F.&Taylor，J.A.（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ume.New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412.

[28]Alvey，J.E.“The Foundations of the Ethical Tradition of Economics：Plato's Republic”.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2011，38（10）：824-846.

[29]Sen，A.“Adam Smith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 ld”.Erasmus Journal for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2010，3（1）：50-67.

[30]罗卫东：《经济学与道德——对经济学某些倾向的反思》，《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第39～43页。

[31]Sen，A.On Ethics and Economics.New York：Blackwell Publishing，1987：265

[32]Sen，A.On Ethics and Economics.New York：Blackwell Publishing，1987：261.

[33]Frank，R.H.，Gilovich，T.&Regan，D.T.“Does Studying Economics Inhibit Cooperation？”.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3，7（2）：159-171.

[34]韦森：《经济学的性质与哲学视角审视下的经济学——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与展望》，《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3期，第945～9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