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高新区的发展，有关我国高新区的研究也逐渐多起来。

（一）研究概况

早期关于我国高新区的研究，大部分都是从功能定位、区位选择、管理体制等角度进行切入，侧重于从体制、管理的角度来研究我国高新区的发展机制，实证研究较少。牟宝柱（1999）通过对我国国家级高新区的分析，提出应当针对不同区位条件、不同产业发展基础的高新区选择不同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模式。陈益升（2003）探讨了民营科技园区在我国的崛起。丁云龙（2004）分析了大学科技园的网络本质和战略选择。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发展实践中具有相似性，张晓平、刘卫东（2003）对我国国家级开发区与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及其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这类文献很多，并且观点比较一致，都认为应当根据不同的高新区类型明确其功能定位，选择适合的发展模式。

近年来，关于我国高新区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徐婕（2009）运用面板数据利用三重螺旋理论实证分析高新区的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张贵林（2007）根据科技部火炬中心的统计数据，测算了我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2002—2005年的产业空间聚集度。罗晖（2006）在高新区的L-R模型的基础上，利用1994—2002年53个国家级高新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资本、人力资源和科技进步对我国高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他没有考虑知识溢出这一高新区特有的并对其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的因素。王艺明（2003）测算了我国高新区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与规模报酬。薛理介（2017）运用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各高新区的人才贡献率，认为人才贡献率的大小不仅取决于高新区的人才资本存量，同时也与该高新区的人才资本增长率相关。

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我国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提出的高新区改革试验路径与发展模式，是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现状紧密联系的中国特色概念。示范区概念自2009年经提出便成为国内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随着示范区区域辐射带动作用的增强，其科技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用受到极大关注。国内学者关于示范区的研究，多为构成要素、创新网络、运行机制等宏观性框架探讨。辜胜阻（2010）从组织功能、运行机制、实施效果等维度，剖析了示范区科技金融服务和政府部门两大主体的运行现状，提出了“三化”（即多元化、网络化、专业化）的改进路径。傅首清（2010）将区域创新网络和产业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视为示范区取得成功的关键，认为前者的完善推动了后者的提高，后者的发展促进了前者的成熟。解佳龙（2013）设计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四维CIAE”甄选指标体系，王松（2011）运用极化指数测量了高新区的马太效应及其空间方向，并对应地规划了示范区的空间布局，胡树华（2011）构建了示范区创新系统“四三结构”框架，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了示范区创新十二要素的内部关联和运行机制。熊曦（2016）运用“要素-结构-功能”的分析范式对我国10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进行了创新能力评价研究，认为提升示范区的创新能力需要加大其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优化示范区产业结构、促进示范区的功能效应发挥。

（二）我国高新区评价研究

1993年我国科技部提出了《中国国家高新区评价指标体系》，并于1999年对其进行了修正。

总体来看，这两个指标体系虽然考察的指标较多，但其评价的侧重点不够明确，目的性不强；都侧重于高新区经济总量的考核，忽视了高新区的本质特点，虽然考虑了高新区创新能力，但并没有围绕高新区创新能力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没有考虑城市对园区创新的支撑作用，因而评价结果对我国高新区的布局调整没能给出更具针对性的指导意见；忽视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因而对于我国高新区普遍存在的制度创新问题未明确给予解答。

2003年，科技部请知名专家对我国高新区的发展状况进行定性评价，构建了如表1．3所示的评价指标体系，从技术创新、创业环境、经济发展、社会贡献和国际化五个方面对我国当时的53个国家级高新区近三年的统计数据进行了综合评价分析。表1．3的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考察了我国国家高新区的各方面因素，但由于其选取的指标较多，单一指标权重多分布在2%至8%的范围内，针对性不强；同时该评价需要专家进行定性评价并打分，因而其评价结果具有主观性；此外，该评价指标体系对高新区的创新能力评价依然侧重度不够。

由此可见，要构建我国高新区创新评价指标体系，需要对我国高新区的创新结构进行深入分析，找准切入点，构建更为明确的评价指标体系。(www.daowen.com)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高新区的评价研究包括效率评价、创新能力评价、发展状况评价、经济评价、可持续发展评价等。一般采用的都是综合评价方法，即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来对高新区进行评价，并对多个高新区进行比较研究。计量方法方面，一般都是采用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层次分析法；也有学者采用AHP方法和DEA数据包络法。

表1．3 国家高新区评价指标体系

资料来源：科技部网站。

李梦玲、赵希南（1995）是国内较早进行高新区评价研究的学者，由于当时数据的缺乏，他们采用了专家打分法来确定各层次指标的权重，对22个国家级高新区进行了评价和排序。也有学者通过构建由增长极功能指标、示范区功能指标、扩散源功能指标构成的高新区功能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我国高新区进行了功能评价。解佳龙（2011）从国际创汇能力、创新能力、社会贡献能力和支撑能力四个维度，采用突变级数法对56个国家级高新区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我国高新区处于非均衡发展阶段，整体呈现东强西弱的空间特征。谢子远（2011）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产业集群发展水平与高新区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产业集群显著提升了我国高新区的创新能力。

夏海钧（2001）采用AHP方法对我国的高新区进行了综合竞争力评价，认为我国高新区发展呈现两极化趋势，除上海、北京、深圳等少数高新区发展良好外，大部分高新区发展较差。权进民（2008）选取了九个国家级高新区，运用DEA数据包络法分别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对其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价分析，发现北京、上海、苏州、深圳高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认为其他园区如成都高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对较差的原因是没有有效利用园区资源。由于选取的园区数太少，因此其分析具有片面性。许陈生（2007）运用DEA方法测算了我国51个国家级高新区2001—2004年间的Malmquist（是一种广泛应用于金融、工业、医疗等部门生产效率的测算方法）生产率指数，发现我国多数高新区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但也有不少高新区是规模报酬递减的；整体来看，技术进步促进了我国高新区生产率的增长，但其贡献率逐年下降。石晓军（2003）基于DEA方法，对我国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的制度效率与规模效率进行了评价分析。黄春铃（2005）对国家高新区产出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高新区对其所处城市的空间、社会分化、公共管理和城市竞争力等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增强的趋势。

上述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两大问题：首先，由于我国的园区数据难以获取，已知数据量有限，故大部分研究都采用截面数据进行评价指标体系实证分析，缺失的指标多用相近的指标替代，实证研究结果的说服力和可靠性有所降低；再者，没有区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在园区创新能力和知识溢出中的作用，将园区对区域创新能力有着重要影响作用的隐性知识忽略掉，结论与现实情况可能会有所出入。

（三）国外学者相关研究

随着我国高新区的高速发展，外国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高新区的研究。Susan（2002）通过对上海、西安、苏州等地高新区的分析，研究中国高新区的功能发展阶段。Brown（2005）比较了政府政策、创新网络在北京中关村和英国剑桥科技园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绩效。Albert Guangzhou Hu（2007）通过对中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1992年至2000年的实证研究，发现高新区的经济增长符合新古典主义增长机制，其劳动生产率是收敛的，相比地理因素，高新区所在城市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对其生产率的增长起到了更明显的促进作用。他认为中国的高新区仍处于发展初期，评估其发展潜力为时过早，园区及其中的企业仍需要发展与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