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高新区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国内外针对高新区的理论及实证研究也丰富起来。国内外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高新区的创新网络及创新主体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有关高新区创新网络的理论包括增长极理论（安虎森，1997）、三元（五元）参与论（吴季松，1995；白克明，1993）、孵化器理论（顾朝林、赵令勋，1998）等。学术界普遍认为高新区的发展特点与一般区域不同，是政府、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相互作用的、复杂的创新网络。

（一）高新区创新网络内部企业的相关研究

高新区创新网络的节点是高新技术企业，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升，企业孤立经营的昔日格局已经迅速打破，一个企业的决策直接影响其他企业的决策。这种企业间的往来不仅包括物资资源的互惠性流动，更是一种信息的双向传递。资源基础观（RBV，Resource-Based View）认为，企业拥有资源的多寡往往是决定经营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行为常常是同时发生的，企业的利益来自于同时进行的竞争和合作。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处于竞合的悖论中：一方面，具有相同业务的企业彼此竞争；另一方面，竞争优势的获取又依赖于彼此的合作。这种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竞争构成了高新区创新网络中的新型企业关系。企业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活动，比如共同开发、共同生产、共享资源以及共同营销等与外部组织建立联系，企业创新过程也逐渐由内部研发活动导向了与外部合作，通过研发外包和技术导入，逐渐形成了开放式创新模式内部研发和外部创新源输入是互补而非替代的，因为内部创新活动可能与外部的技术或知识协同是兼容的。企业间资源的互补性及异质性是企业寻求外部合作伙伴的重要动因，企业从外部伙伴中获取到的知识的深度和多样性影响到其创新绩效，合作创新是获取知识流动并保护企业内部知识不外泄的平衡点（Beers、Zand，2014）。

而作为区域创新重要载体的高新区，仅仅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是不够的，有效的制度、特色的发展战略、企业参与园区创新网络的程度也是影响高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Porter（1998）认为相关企业及支撑性机构的地理集聚有利于企业从互补性活动中获取信息、专业劳动力、技术等关键性投入，促进其创新活动从而提升其所处区域的生产率。Audretsch（1996）和Feldman（2000）认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如半导体、医药、软件业、计算机等）的知识溢出对创新的影响更显著，这些产业的企业较一般产业而言具有更强的集聚倾向，因为集群内部企业较集群外部企业可以更低成本获取集群内部的知识溢出，并发现企业对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是其距离知识源距离的函数。

Donald S．Siegel（2003）通过对英国园区内外企业绩效的比较研究发现，大学科技园确实具有技术溢出效应，园区内部的企业比园区外部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研发效率和生产率。Chih-Hai Yang（2009）通过测算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内外共247家企业1998年至2003年的R＆D（即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指研究与开发）生产率，发现位于科技园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的R＆D的产出弹性高于区外企业，即同样的R＆D投资高新区内的高科技企业产出效率更高，科学园区成为企业和科研机构交流合作的良好平台，更有利于高技术企业的知识积累。Morgan（1997）认为“第三意大利”的高新区的创新动力来自于园区内的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及创新精神，即柔性专业化。高新区不仅具备本地制度、文化的根植性，同时还拥有具备柔性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网络和企业网络。(www.daowen.com)

（二）大学、科研机构在高新区创新网络中的作用

Albert N．Link、John T．Scott（2003）通过对美国著名的“三角研究园”成长过程进行的研究，发现大学与园区正式的联系会增加大学的论文数及专利成果数量，使大学获得更多的外部资金，并提高其对杰出学者的吸引力；而由于接近大学及各种创新资源，高新区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效应，大学及其学术研究对高新区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促进作用。Nobuya Fukugawa（2006）通过对日本园区内外企业的比较研究发现园区内部的企业比园区外部的企业更愿意也更有可能与大学科研机构建立合作研究的关系。Hans Löfsten、Peter Lindelöf（2002）对瑞典的高新区内外共273家公司1996年至1998年间的创新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科技园区内的企业较园区外企业更倾向于和当地的大学合作，并且在就业、销售额和盈利能力的增长方面优于区外企业，但是其R＆D产出效率并没有明显高于区外企业，最后提出比起一般性的高新技术企业扶植政策，促进高新区企业发展的政策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Fischer（2003）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运用生产函数及成本函数来测算澳大利亚高技术产业知识溢出的程度，发现大学创造的知识由于具有公共产品特性会产生溢出，从而为区域内的其他企业和机构创造了价值，不过其溢出效应随地理距离增大而明显衰减。Anselin（1997）通过对美国43个州125个大都市区的高技术产业研究发现，大学科研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企业的研发活动，其与创新活动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并且小企业更倾向于进行更强的创新活动。Anselin（2000）通过对大学研究在产业部门的地理溢出的空间计量检验发现，在电子与器械工业存在明显的知识溢出效应，并且其地理范围达到中心城市75英里以外。

王立平（2005）在Anselin的研究框架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对我国大学研发的知识溢出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大学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知识溢出是正向的，但溢出程度较低，这是由于当一个区域高技术产业知识存量增加的同时，其知识生产会溢出到邻近区域。但由于其样本值较少，仅有29个省，并且采用的是横截面分析，所以其结论还需进一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