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织情境下延迟满足的研究缘起

延迟满足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精神分析学派及其理论。Freud（1911）认为儿童在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会采用幻想的方式来减轻内心的不平衡感。20世纪7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Mischel 进行了一项儿童对糖果延迟满足的经典实验，正式提出了延迟满足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个体为了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主动放弃即时满足的抉择取向，以及在等待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自我控制能力（Mischel ＆ Underwood，1974）。

这个实验是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的一所幼儿园进行的。研究人员找来数十名儿童，让他们每个人单独待在一个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的小房间里，桌子上的托盘里有这些儿童爱吃的东西——糖果。研究人员告诉孩子们可以马上吃掉糖果，但是如果等研究人员回来时再吃，就可以再得到一颗糖果做为奖励。孩子们还可以选择按响桌子上的铃，研究人员听到铃声会马上返回。对这些孩子来说，实验的过程颇为难熬。有的孩子为了不去看那些诱人的糖果而捂住眼睛或是背转身去，还有一些孩子开始做一些小动作——踢桌子、拉自己的头发、甚至用手去打桌上的糖果。大多数的孩子坚持不到三分钟就放弃了。一些孩子甚至没有按铃就直接把糖吃掉了，也有一些盯着桌上的糖果，半分钟后按了铃。大约三分之一的孩子成功延迟了自己对糖果的欲望，他们等到研究人员回来兑现了奖励，这一过程差不多有15 分钟的时间。

这个实验的最初目的是研究为什么有人可以“延迟满足”而有人却只能投降的心理过程。不过Mischel后来偶然发现，参加上述实验的儿童，长大之后的学习成绩与他们当年的“延迟满足”能力似乎存在某种联系。从1981年开始，Mischel 开始联系当年参与实验的儿童，此时这些孩子已经是高中生了。针对这些孩子的学习成绩、处理问题的能力以及与同学的关系等方面，Mischel 给他们的父母、老师发放了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当年选择马上吃掉糖果或按铃的孩子（即延迟满足水平较低的儿童）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都更容易出现行为上的问题，学习成绩不怎么理想，分数比较低。他们通常难以面对压力、注意力不容易集中而且很难维持与他人的友谊。相比较而言，那些当年可以等上15 分钟再吃糖果的孩子，学习成绩要好很多，平均分数要高出一大截。Mischel 和其他研究人员对这些孩子追踪研究了很多年，一直到他们35 岁以后。结果发现，能够延迟满足的孩子很少会出现过于肥胖、有毒瘾或其他行为问题，也更为成功。

在Mischel 看来，延迟满足是个体认知能力和社会能力的体现，是自我控制（self-regulation）的核心成分。Mischel 还由此发展出“自我延迟满足（self-imposed delay）”范式。根据该范式，延迟满足包括“延迟选择”和“延迟维持”两个阶段。在延迟选择阶段，延迟者会基于一种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当前的即时满足；在延迟维持阶段，延迟者需要采取各种策略来维持他所作出的延迟满足选择，直至达到最后的目标（Rodriguez，Mischel ＆ Shoda，1989）。这一经典范式能有效揭示面对诱惑进行冲动控制、维持意志力的技能与策略，因而在儿童延迟满足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个体之所以会延迟满足，有时是因为受到外界的压力，如父母、老师、纪律、规则、制度等要求而不得不选择延迟满足，放弃即时满足。有研究者因此提出“外加延迟满足（externally imposed delay）”范式。（Funder，Block ＆ Block，1983）该范式认为，延迟满足是个体因为外界的要求而需要延迟满足，个体无需判断和选择，只需等待和忍耐。虽然目前延迟满足的研究范式众多，但最基本的还是“自我延迟满足”范式和“外加延迟满足”范式。“外加延迟满足”范式强调了社会情境对个体延迟满足的影响，这一点是在“自我延迟满足”范式中被忽视的。

早期的延迟满足研究大多集中在儿童发展领域，比如不少研究发现，儿童时期表现出来的延迟满足能力对成年以后的认知发展、社交、社会适应以及应对挫折和压力的能力都有着重要的预测作用（Mischel＆ Underwood，1974；Mischel，Shoda ＆ Peake，1988；杨丽珠、王江洋，2007）。随后，延迟满足的研究逐步扩展至其他对象和领域。如Bembenutty 等提出了“学业延迟满足”的概念，即学生为了追求更有价值的长远学习目标而推迟即时满足冲动的机会的倾向（Bembenutty ＆Karabenick，1998）。研究证实，学业延迟满足对青少年、大学生的学业成就与学习表现有着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embenutty ＆ Karabenick，2004；Bembenutty，2008，2009；李晓东，2005）。

从Mischel（1974）正式提出延迟满足的概念和研究范式以来，延迟满足的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研究领域已由发展心理学扩展到了教育心理学、临床心理学、行为医学、犯罪心理学、职业心理学等；研究对象也从儿童扩展到了成人及各种人群。个体在组织情境中经常会面对各种矛盾冲突与两难选择：是逃避加班，选择暂时的生活享受，还是为了今后更好的收入和职位而勤勤恳恳？是逃避压力，立即辞掉困难的工作，还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逆流而上？是急功近利，图一时满足，还是淡泊名利、为长远发展任劳任怨？这些在组织中常见的现象，也都与延迟满足密切相关。近年来，一些管理学家和职业心理学家开始将延迟满足置于组织情境下进行研究，并积累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二）组织情境下延迟满足的界定(www.daowen.com)

在延迟满足的研究向组织领域扩展的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一部分学者认为延迟满足是普遍存在的个体心理倾向，他们将延迟满足视为职业道德的维度之一，探讨延迟满足在组织情境下的前因后果（Furnham，1987；Witt，1990；Miller 等，2001）。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个体的延迟满足在不同情境中会有不同的反应方式和选择倾向，他们参照Bembenutty 和Karabenick（1998）提出的学业延迟满足（academic delay of gratification）概念，在组织情境下提出了职业延迟满足（vocational delay of gratification），关注延迟满足在个体职业发展中的作用。（刘晓燕等，2007；康艳红，2009）同样是组织情境下有关延迟满足的研究，上述两种研究取向从概念界定到测量方法都有很大分别，而目前，这种差别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职业延迟满足的研究是以个人职业发展为导向，而职业道德视角的延迟满足研究则是组织行为导向的，二者是否能够互相替代，抑或是其中一种研究取向包含另一种？这是一个需要理清的问题，否则会使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有所偏颇。

因而，在本章中，将以组织情境作为文献梳理的线索，评价近30年来组织与工作领域中涉及延迟满足的研究，重点突出分别以中西方为代表的两种研究取向的差别和联系，以期较为系统全面地展示相关成果。组织情境下有关延迟满足的研究不仅可以为员工在压力情境中保持身心健康提供有效的保障，也可以促进员工的自我发展，为员工完成各种任务、协调人际关系、成功地适应组织提供必要条件，还可为各级管理者提供科学有效的管理和培训依据。

1.基于“共性”的界定

以Ray 和Najman（1986）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比较关注延迟满足在各种情境中的共性特征，认为延迟满足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自我控制成分。他们没有单独对组织情境下的延迟满足进行界定，而是基本沿用了Mischel（1974）对延迟满足的定义：一种甘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即时满足的抉择取向，以及在等待中展示的自制能力。这类研究通常将延迟满足看作同职业道德关系密切的单维变量（Furnham，1987；Wit，1990），或是将它作为职业道德的维度之一（Miller 等，2001），在工作伦理范畴内探讨它与相关变量的关系（Pogson 等，2003）。

2.基于“特性”的界定

另一些学者更重视延迟满足在组织情境下的特殊性。Reynolds 和Schiffbauer（2005）将延迟满足界定为一种与职业相关的能力：即便存在短期、即时满足的替代机会，个体仍会维持有利于实现长远职业目标与成就的行动选择。我国学者在这一研究方向上则更具开创性。刘晓燕等（2007）首次明确地将工作及组织情境下的延迟满足界定为职业延迟满足：人们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更多地获得利益回报、达到更高的职业目标等一系列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甘愿放弃休息、娱乐或冲动行为等无利于当前工作的即时满足机会的自我调控能力。康艳红（2009）认为Mischel（1974）的延迟满足模型包括了第一阶段的放弃当前满足和第二阶段的自制能力，职业延迟满足也应体现出这两个阶段。因而将职业延迟满足定义为：人们为了达到自己在职场中的某种更具价值的长远目标（如升职、加薪等）而选择放弃当前即刻满足的利益，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制能力。王忠军等（2012）指出，学业和职业领域的延迟满足应更多关注延迟满足选择的动机与认知倾向，所以将职业延迟满足定义为：个体为了追求更有价值的长期职业目标而推迟短期的即时满足冲动机会的选择倾向。

不同的研究者或注重“共性”，或强调“特性”，在概念界定上并未达成一致。目前，两类学者在组织情境下进行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进展。随着相关研究的日益深入，今后的研究者需要认清上述两种研究取向的长处和不足，根据自己的研究假设和目的，选择合适的方式对关键概念予以界定。基于以上分析，本书将组织情境下的延迟满足界定为：在组织这一特定工作背景下，员工甘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即时满足的抉择取向，以及在等待中展示的自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