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人类
1.新人类在中国社会的起源
新人类(很大程度上是这一术语本身)在中国的出现直至流行,作为一种时尚现象、一种新奇事物引起人们的好奇心甚至不理解,证明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中国正在发展,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沈杰,2001)。曾经有学者认为,新人类应符合这样几个条件:第一,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第二,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第三,生活在较发达的大中城市。其实,这样的界定显得非常片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人类实际上是富裕社会的副产品(沈杰,2001)。不论是从西方还是从日本的情况来看,所谓新人类的出现都是以社会达到了一定富裕程度为基础的。著名社会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富裕社会》一书中指出,20世纪50年代,美国就达到了发达社会的程度。一些社会学家注意到,当时的美国出现了一种很独特的“青年文化”现象。比如,有些中学生对玩摩托车等消遣娱乐活动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学业的重视。社会学家认为,这意味着产生了一种与成年人社会差异很大的亚文化,并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圈子——“青少年社会”。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社会已经完成了现代化,日本所谓的新人类就产生于这个时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新人类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然而,如果把新人类理解为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可能产生的事物的话,那么,无论在20世纪90年代还是21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中出现新人类,都是一种不太符合逻辑的现象。美国及日本等国出现新人类,是在整个社会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之后,而我们的社会还远远没有实现现代化,整个社会还算不上富裕。因此,新人类在中国社会的起源可能与美国或日本社会不太一样。有学者将当代中国人划分为五代人:第一代,即创建新中国的一代人;第二代,即解放初期的一代人;第三代,即上山下乡的一代人;第四代,即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代人;第五代,即以独生子女为代表的一代人,也就是所谓的新人类。新人类在中国出现,最深层的原因在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前几代人有着巨大差异(余逸群,2002)。这样的划分虽然有一定的道理和现实意义,但是将第五代人等同于新人类也可能是不太严谨的。
新人类一词最早是由一位日本作家提出的,它与“垮掉的一代”“X一代”“Y 一代”“网络一代”等词语一样,在描述一个社会群体尤其是青年群体时,具有一种印象主义的特征。这类词并不能对一代人或一个社会群体进行严格的界定,而更加接近于一种特征性的文学描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学者在描述新人类时往往基于社会学视角以及人文关怀的情怀。晓桥(2000)指出,新人类是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文革”后中国第一次袒露了她除崇高精神世界的追求之外的物质上的强烈需求,袒露国人想过好日子的强烈愿望,应运而生的是非常现实的新人类。张振海(1999)将新人类描述为:“在玩酷扮靓的同时,不断追问活着的意义……面对现实社会的压抑和传统的生存规则,他们无时不在思考着超越现实和传统的规则,挣脱由别人替自己进行的人生设计,痛痛快快地出走,去自由地走向没有父辈意志,没有陈规陋习的地方……自称是自我价值实现的一派……”何炜(2000)指出社会往往对新人类颇有微词,他认为:“追求自由与解放,快乐与乐趣始终是人类的最大梦想,在追求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在工具性的手段中忘记了目的,成为工具的奴隶,以自由和乐趣为目的的生活开始在一些另类身上形成明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样态,并正逐渐影响着世界的面貌。他们不再走过犹不及的极端或作无谓的反叛,就像青春的作为;他们是嬉皮士和朋克之后的智者,又是常规社会中童心未泯的孩子,乐趣是他们的旗帜,自然本身是其内在精神,富于创造与前卫是其外化形式,快乐是其生活方式和硕果。”谢昌逵(2001)认为所谓新人类是“在广大城乡的市场经济中出现了一批经济人……这些经济人也不再吃皇粮,大胆地跳出旧体制,走自己的创业之路,公开地追求个人的合法利益……他们以法人身份互相订立契约的关系,甚至被学术界称为新社会结构的生长点。他们中有的是外出打工的农民,有的是小城镇的乡镇企业家,有的是刚刚从高校毕业的知识精英,还有的则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佼佼者,其中多数是青年……”沈杰(2001)认为,目前对于新人类的描述都是印象主义的,比较简约化的,即简化的特征描述,很难判定哪些是真正的新人类。
实际上,综合上述观点可以发现,相比较前面讨论的Y 一代、80后、第五代人,新人类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具有代际特征的概念。尽管Y一代、80后、第五代人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与前几代人相比确实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但是只有把这些特征落实到每个人身上时,才可能发现谁是真正的新人类。当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很多同以往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非常不同的状况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会产生极其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一部分人(尤其是第五代人)身上以极端的、夸张的方式被彰显,甚至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即所谓新人类。
2.新人类现象的原因
要理解所谓的新人类现象,本质上应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加以透视。中国社会,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正在经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即处在一种转型时期。这种转变不仅涉及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转型,同样还涉及文化模式的更替。
从生存环境来看,可能产生所谓新人类的第五代人,在上大学的时候遇上了并轨、自费;大学毕业的时候遇上了取消毕业分配、自主择业;工作的时候又遇上了竞争加剧、下岗分流;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又遇上了停止福利分房、房价飙升……这一切都使得他们在生存境遇和价值观念方面与先前任何一代人相比都存在着鲜明的差异。
社会文化的变迁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同样极为深刻。通常而言,文化模式的更替要比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转型慢得多,社会学家奥格本将这种现象称为“文化堕距”。尽管有时候某些观念的变化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但是作为一个新的社会文化体系的建立,要比社会、经济方面变迁的完成滞后得多。第五代人正好出生和成长在这种转型时期,原有价值观念已经失效,而新的价值观念尚未形成,从而造成了他们在心理上的某种无所适从,在行为规范上表现为“失范”状态,由此可能产生某种不确定感。新精神分析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埃里克森提出了“心理社会的合法延缓期”理论,他认为当个体发展到青年期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建立自我同一性的问题。这在传统社会里通常能够比较顺利地得以解决,因为传统社会是一个同质性很高的稳定延续的社会,而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则是它的异质性以及与传统之间的断裂,因而这一代青年人想要迅速而明确地建立起自我同一性并不那么容易,必须有一个心理社会的合法延缓期。第五代人的心理延缓期与社会的转型期刚好相互际遇,由此引起他们心理上的迷茫、困惑,甚至与原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相去甚远,就不能不说具有个体的和社会的双重原因。那些比较敏感、有个性的第五代人,可能用一种比较偏激的、极端个性化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敏感和与众不同,被称为新人类的往往就是这部分人。
出现新人类现象的第三个原因是,在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是非常特殊的。虽然社会发展总的潮流是从传统向着现代的转型,但是中国所处的整个国际社会环境是“时空交错”的。诸多性质特征各异的因素共同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这里面既有传统的成分、现代的成分(实际上我们也是在努力向现代化发展),也有后现代的成分(以西方社会为主)。西方后现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消费主义透渗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以消费的形式来凸显自己的价值,正是所谓新人类的行为倾向之一。消费主义潮流有着很早的源头,在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家凡勃伦就分析过这一现象:当时一些富裕起来的上层人士中出现了“炫耀性消费”。消费主义的实质之一就是为了消费而消费。从生存需求—发展需求—心理需求这一逐步提升的层次看,消费主义者不是为了满足生命机体因缺失所产生的真切需求而消费,而是为了满足个体扩张了的心理需求而消费。它似乎变成为在一种大众社会中张扬个性的手段,由此而达到心理上的极大满足。这一特点在新人类身上确实有所体现,而一些人也正是因此将那些追求过分享乐及高消费的人称为新人类。如果说新人类现象已成为一个热点,在媒体上频繁出现,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商业炒作的结果,或者说有强大的商业动机在背后运作。新人类现象的漫延实际上可以带来很多经济效益,例如通过建立某一新人类偶像,企业就可以促销其产品,实质上是在为消费主义推波助澜。
3.对新人类现象的思考
沈杰(2001)认为,如果新人类已在中国存在和发展,那么它绝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用社会学的方法将新人类的特征具体化为一系列指标去作分析,那么符合新人类标准的人肯定为数不多。在公众的一般印象中,新人类似乎就意味着沉溺于享受娱乐、对待工作漫不经心、爱情关系较为轻率等特征。有人曾经担心,新人类的出现会使我们的整个民族没有创业精神,社会发展出现迟缓。但许多实证调查结果显示,80后、90后在职业价值观方面越来越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工作岗位能否使自己发挥才能、特长被排在首要的位置,其次才是对于经济收入高低和工作是否稳定的考虑。80后、90后员工在事业观上的进取心理和人生观上的严肃态度,再一次告诉我们不能简单地将80后、90后等同于新人类,更加不能简单粗暴地给所谓新人类贴上负面的标签。
有学者认为,新人类引发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怎样对待工作与娱乐、获取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问题。当代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观是通过奋斗和创造,去实现现代化。但是,同样应该注意到,在现代化过程中,人本身也是很重要的。社会发展应该充分满足人的需要,使人获得应有的满足感、幸福感,这是社会发展的人本目标。那么,在市场经济中怎样避免使人变成“经济动物”?在“技术社会”中,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怎样变得更加人性化?这是值得考虑的,也正是所谓新人类在积极抗争的问题。第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着另一个悖论:科技越发达、物质越富裕,人的个性、自由越会受到“物”的某种压抑和束缚。新人类的出现,同样引发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例如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一方面是以发展为主导的,它得益于“工具理性”的发展,突出地表现为发展先进科学技术,建立各种规章制度严明的科层制,追求高标准高效率的绩效等,这一切都是现代化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然而,根据西方发展的经验,当这一方面特别突出,压过了另一方面即价值理性的时候,就会出现“合理性的失衡”状态。其结果是,人在从事经济活动中变成了“经济动物”,在运用技术的过程中变成了机器的仆人。新人类的出现,虽然并没有从理论上明确地提出这些问题,但的确引发我们从现实的新角度去思索这些问题。新人类不能说积极地、有意识地但却是潜在地、超前地提出了现代化可能出现的某些问题。(www.daowen.com)
总的来说,新人类的出现之所以引起人们那么大的关注,至少说明它是如今尚未曾经历和见到过的。人们在引用外来词汇作描述的时候,泄露了他们对于理解这一现象时候的困惑与无力。实际上任何事物都具有双重性——积极的以及消极的。近年来,许多学者都指出,对新人类大可不必抱悲观忧虑的态度,更不应将所有的独生子女或第五代人都视为新人类。作为一种特征化描述结果的新人类不会是一代人的真实风貌,而且如果按照科学方法去调查分析,将会发现符合这种标准的青年人实际并不多。新人类更多地反映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时期的特殊变迁与矛盾,以及人们对这些变迁与矛盾的暂时困惑和不解,甚至是反映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有待解决的某些潜在的、隐形的问题。在组织行为学范畴中研究员工的代际特征时,有关基于新人类视角的研究只能作为参考,而无法像Y 一代、80后、90后或第五代人那样作为一个有明确界定的研究对象群体。
(二)新新人类
1.新新人类的界定
“新新人类”一词最早起源于与外来文化接轨较为密切的台湾、香港等地区。1980年代末期,新新人类这一说法第一次出现在信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05年1月15 日被德记洋行收购而结束营业)产品“开喜乌龙茶”的电视广告,有“新潮”“年轻”“不同于旧时代的人们”的意思,主要是泛指当时仍是国中生、高中生的年轻学生。前面的“新”是修饰后面的“新人类”,意思是指不同于旧时代的人类,是现行人类当中最新潮的年轻一族;而单薄的“新人类”一词已经不能够最贴切地表达这类人群的概念,因而在“新人类”前面再追加一个“新”字,巧妙地运用了叠语,颇具趣味性,更能表达该类种群的新风尚。“新新人类”因其朗朗上口的读音,迅速流传开来。在我国大陆地区,新新人类一般指90年代以后出生的群体(纪中展,2013),即通常说的90后。可见,与新人类不同,研究者对于新新人类的界定具有更加清晰的代际特征,目标直指90年代以后出生的群体。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新人类逐步走上工作岗位,许多企业管理者和经营者在管理过程中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觉得一些原有的管理方式已经不再适合这些年轻员工。如果再不及时分析年轻员工的工作特性并且有针对性地迎接新新人类员工的挑战,管理就会陷入困境。人的成长会受到一定环境和文化的影响,在特定环境和文化的影响下就会产生特定的社会群体,新新人类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学步,在商品社会的浪潮中长大,没有太多传统文化的记忆,没有刻骨铭心的政治和历史负累。他们伴随着社会转型,经历着自费上学、自主择业、自我设计、自我调整、自由发挥。作为管理者,要有效地管理好这些新新人类员工,首先需要了解他们的特征,然后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管理策略。
2.新新人类的特征
作为职场新人,90后跟80后不一样,跟60后、70后更不一样。他们是很特别的一个群体,也是影响未来社会的主流力量。提到新新人类或90后,时常会提到一个词——“非主流”。这不仅是指他们向主流情感和主流价值观发出挑战,还隐隐折射出所谓的社会主流人群对90后的道德否定。90后群体的崛起,绝不是简单的又一代人的成长,而是真正互联网一代的全面接管。综合已有研究,这群有别于以往几代人的新新人类,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1)没有统一的“标签”。想用统一的标签定义90后或新新人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种单一的社会评价对于鲜活生动的新新人类显得苍白无力。在一些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到,“拒绝标签化”是90后最大的共性,他们拒绝被代表,每个人的个性都是鲜活的、无法复制的。90后的个性要从两个层面去解读:其一,与以往的几代人相比,90后的个性是突出的、鲜活的;其二,就每一个个体而言,90后的个性又是多元化、差异化的。即使在群体内部也处处彰显着不同的个性张力,这就是90后最大的个性。因此,所谓“有个性”,不仅仅是指90后群体由内而外都散发着与众不同的特质,同时也意味着想要找一个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标签来概括这个群体,难度极高。更为复杂的是,90后对所谓“个性”本身的认识也有别于其他几代人。
(2)指尖上的一代。带着“自我”“叛逆”“另类”的标签,以90后为代表的新新人类有着区别于以往任何一代人的成长环境。90后生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他们的字典里基本没有“苦难”这个字眼。除了物质生活条件上的优越之外,他们还享受着几千年来最先进的人类文明结晶——数字信息技术。1990年,英国物理学家伯纳斯·李发明了万维网,此后,互联网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都有了长足的发展。2008年,中国网民数量跃居全球第一,而90后几乎是其中最大的网民群体。90后是名副其实的互联网一代,他们从出生就开始接触互联网。在对待互联网的态度上,90后群体普遍存在较为明显的心理依赖。网络对于90后而言是一种重要的生活和学习工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这种工具的应用也越来越娴熟。对于他们来说,互联网已经远远不止是一个工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相关机构的研究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90后中,有86%的人都是通过手机上网,其次才是通过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分别是79%和40%。可以说90后群体正过着一种“链接”生活,即随时随地上网,生活高度依赖网络。未来,90后群体也将会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的中坚力量。
(3)自我意识的觉醒。90后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效应,就是他们的思想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责任意识和国家前途,而是更多地从自我出发,以个人价值作为权衡标准。90后一代表现自我的意愿也更为强烈。他们借助互联网工具上传照片、视频、日志来展示自己的生活;在日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更具表现力也更愿意表现自己。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人不同,90后的价值体系中,利他精神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个体、寻求自我认同的价值观。他们推崇的是互惠;他们眼中的竞争不是你死我活的生存战,而是一种在当前社会下如何互相协调、彼此借鉴、相互补充,将自己的优势和利益最大化,从而达成共赢的局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尽管90后比较关注自我,但是他们更加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对不同的观念和行为表现出更多的包容。同时,90后极富创新精神,他们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心,他们也有能力去创新。而90后对新事物、新思想的接受程度及开阔的视野,也使他们有能力提出正确的见解,参与团队以及家庭决策。由于坚持自我,90后认定的事情不会轻易妥协。在日常生活中,“我”是最优先考虑的因素——我想要、我喜欢、适合我。以消费为例,新新人类在消费上强调自我的重要性,同时也通过消费来满足自我。但是,他们当中又很少有人会进行冲动消费,在大多数消费情境中,他们都表现得颇为理智。而且他们喜欢新鲜事物,会做一些低成本的尝鲜消费。品质是90后最为看重的商品价值,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群体对品质的认知是通过品牌和价格来完成的。对于90后来说,品质可以从品牌中体现。他们认为,首先,有品牌比没品牌更有品质保证;其次,名牌比普通品牌更有品质保证。对于90后来说,品质也可以从价格中体现,因而“一分钱一分货”的传统消费观得到不少90后的认可。
(4)乐观平和的心态。相关机构在90后群体中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90后最常出现的三种情绪状态分别是“快乐”“有活力”和“平静”;绝大多数接受调查的90后对未来十年的世界持乐观态度,他们倾向于用“和谐”“美丽”“整洁”“舒适”“发达”“人性化”等美好的词汇来形容他们眼中的未来世界。在90后为代表的新新人类眼中,成功的标志首先在于“家庭幸福”,其次是“事业有成”“有钱”和“受人尊敬”。他们认为,成功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结果,更在于过程。大多数接受调查的90后认为“历经挫折还能坚持”“没有遗憾”“经历丰富”的人才能算是成功的人。总体而言,90后对未来及人生持乐观态度,对于成功的结果有着较为平和的心态。相比较而言,他们更加重视享受过程和人生经历的丰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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