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刘刚　刘晨

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引擎，数字经济是以“数据和计算”为关键投入要素的新经济形态。我国的数字经济内生于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创造的数字和智能化需求。数字经济包括核心产业部门和融合产业部门。其中，核心产业部门主要指数字和智能科技的产业化，即“数字”和“计算”的关键投入要素的生产部门。融合产业部门则是指数字和智能科技与实体经济融合过程创造的产业部门。核心产业部门和融合产业部门的良性互动不仅决定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而且决定着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演化。

北京是我国数字经济的策源地之一。数字经济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突破口，而且是辐射带动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依托互联网产业的先发优势、高度富集的科技创新资源和开放的创新生态系统，京津冀，尤其北京，是数字经济的前沿。基于对京津冀地区334家核心数字企业关系数据的量化分析，本报告将系统考察和揭示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中“极化”和“扩散”现状、结构和动力机制，为政府制定新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提供依据。

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2019年“北京、上海数字经济在地区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数字经济GDP占比已超过50%”。在南开·中国智能经济数据库745家数字和智能经济核心企业中，京津冀地区企业数量为334家，占比高达44.83%。从目前可获取的数据看，京津冀地区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数字担当”，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334家核心数字企业的类型看，上市公司56家，占比为16.77%，独角兽企业47家，占比为14.07%，其他企业231家，占比为69.16%。从技术层次看，基础层企业12家，技术层企业74家，应用层企业248家。其中，基础层企业占全国基础层样本企业54.55%，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京津冀地区核心数字企业的创建时间主要集中于2014～2016年。其中，2014年是京津冀地区核心数字企业创建时间最为集中的年份，共计62家，占企业总数的18.56%。从核心企业在三省市内部行政区域的分布看，北京的核心数字企业主要分布在海淀区，共计199家，占企业总数的61.80%。天津的数字企业主要分布在滨海新区，共计8家，占企业总数的72.73%。

从334家核心数字企业的专利数量分布看，专利数小于50的企业占比高达84.73%，专利数大于50的企业占比为15.27%。从专利数的企业类型分布看，京津冀地区的数字和智能领域的技术专利主要集中在独角兽和上市公司。

在334家核心数字企业中，2018年能够检索到发生融资事件的企业数为268家，融资总额为2331.49亿元。截至2018年12月，61.94%的企业融资额小于1亿元，24.63%的企业融资额在1亿～10亿元之间，融资额超过10亿元的企业数占13.43%。

从应用领域看，334家核心数字企业广泛分布在16个应用领域：企业技术集成与方案提供、智能医疗、新媒体和数字内容、智能机器人、智能硬件、智慧金融、智能交通、智能教育、智能商业和零售、智能安防、智能汽车、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能家居、智能政务和智能农业。其中，企业技术集成与方案提供、智能医疗、新媒体和数字内容排名前三。与应用领域的整体分布不同，天津市核心数字企业排名前列的应用领域依次为智能机器人、智能医疗、企业技术集成与方案提供。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京津冀，尤其是京津两个城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工合作关系。

拥有富有活力和较为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是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作为京津冀数字经济创新生态系统的微观基础，创新主体表现出更明显的多样性，不仅包括技术驱动的平台企业、上市公司、独角兽和初创企业，而且包括大学、科研院所、政府、投资公司和中介组织。多元创新主体的密切互动和协同创新，是京津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和机制。

从334家企业的关系数据构建的京津冀数字经济价值网络的结构看，度数中心度排名前列的技术驱动型企业、研究型大学和国际化投资机构是创新生态系统中起主导作用的创新主体。其中，度数中心度排名前十的企业分别是百度、京东、中国电信、小米、九次方大数据、滴滴出行、京东金融、中国移动、联想控股和商汤科技。无论从技术还是从人力资本和投融资关系看，它们通过数字化和智能化赋能，推动数字科技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不仅催生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组织和制度变革，成为京津冀乃至全国数字经济的主导者。

作为关系节点，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内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构成了京津冀数字经济创新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一方面，通过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由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输出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另一方面，通过与企业和地方政府创建新型研发机构，为数字科技产业发展提供协同创新平台。包括红杉资本、IDG资本、真格基金和经纬中国在内的国际化投资机构，同样是京津冀数字经济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构成，为数字科技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

京津冀数字经济创新生态系统的创新主体不仅来自当地，还来自国内其他省份和国际。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在内的国内外高校，以及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华为和微软在内的国内外平台企业，同样构成了京津冀数字经济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技术关系数据的统计看，技术输入方属于国内企业和机构的占比为81.8%，属于国外企业和机构的占比为18.2%，技术赋能对象属于国内企业和机构的占比为91.2%，属于国外企业和机构的占比为8.8%。从人力资本关系数据的统计看，数字样本企业核心人力资本的前期学习经验，来自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占比达到76.2%，国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占比为23.8%；前期工作经验来自国内企业和机构的占比为75.6%，来自国外企业和机构的占比为24.4%。从投融资关系数据的统计分析看，获投关系数占比为49.4%，而投资和收购关系数占比为50.6%。

关系数据的分类统计分析表明，京津冀数字经济的创新生态系统是高度开放的。无论从核心人力资本还是技术来源看，来自国外的知名大学、科研机构和跨国企业都占较高的比例。尤其是从京津冀数字企业核心人力资本的前期学习和工作经验看，23.8%和24%的比例说明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和跨国公司是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核心人力资本的重要来源。

与京津冀地区核心数字企业存在合作关系的关系节点类型包括企业、政府、高校、研究所、行业协会和产业园区。其中，企业类关系节点占比为73.4%，政府和高校类关系节点占比分别为13.9%和7.9%。从关系节点的结构看，政府在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核心数字企业存在技术合作关系的企业的行业分布包括AI核心部门、汽车、金融、电子制造、传统互联网、软件和信息服务、传媒、通信、生活服务、房地产和食品饮料。其中，AI核心部门类企业数量最多，共472家，占比为26.93%。汽车和金融行业的企业数量排名第二和第三，分别为160家（占9.13%）和126家（占7.19%）。

与京津冀核心数字企业存在技术合作关系的AI核心部门类企业共472家，主要包括大数据与云计算、AI平台、智能芯片、机器人、AR/VR、新零售和智慧交通等。其中，AI平台类企业主要包括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和小米。在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中，平台通过三个途径发挥主导作用：一是数据生态的构建者和主导者；二是在平台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包括子平台和模块在内的相互嵌套的功能强大的创新生态系统，推动数字科技的创新和产业化；三是依托平台及其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强大的赋能能力，通过“平台+赋能中小微和新型企业+开发者”的数字经济生产组织模式，加速数字科技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

京津冀核心数字企业与政府的技术合作关系数共计333项，主要技术合作领域包括大数据与云计算、智慧城市、自动驾驶、智慧交通、智能安防、区块链等。其中，大数据与云计算领域的合作关系数最多，共173项，占比为51.95%。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云计算和大数据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京津冀核心数字样本企业与高校和研究所的技术合作数共270项，技术合作的领域包括大数据与云计算、人才培养、算法、AI技术、智慧交通、机器人、智慧教育和智慧医疗。其中大数据与云计算领域的技术合作关系数最多，共67项，占比为24.8%。区别于与企业和政府的合作，在与高校和研究所的技术合作中，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共计65项（占比为24.1%）。作为新兴技术领域，无论是国内还国外，数字和智能技术领域的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面对稀缺的人才资源，数字企业与高校通过合作加快数字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

从6849个关系节点的地域分析看，与京津冀334家核心数字企业合作关系数排名前十的国内省市分别是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天津、山东、湖北、重庆和安徽，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瑞典、法国、荷兰、芬兰和瑞士。其中，与美国的合作关系数量仅次于北京，京津冀数字经济合作关系最为密切。

从国内活跃度排名前十的省市技术输入和赋能关系看，北京地区对京津冀数字企业技术输入占比为34.58%，技术被赋能占比为65.42%；广东对京津冀地区数字企业技术输入占比为30.81%，技术被赋能占比为69.19%；上海对京津冀数字企业技术输入占比32.64%，技术被赋能占比67.36%。在与国内省份的技术合作关系上，京津冀均以向国内各省市技术赋能为主。

从国外活跃度排名前十的国家和地区技术输入与赋能关系来看，美国对京津冀数字企业技术输入占比为58.05%，技术被赋能占比41.95%；英国对京津冀数字企业技术输入占比47.62%，技术被赋能占比52.38%；德国对京津冀数字企业技术输入占比37.5%，技术被赋能占比62.5%。在京津冀与国外的技术合作关系上，除美国技术输入关系数占比高于技术被赋能关系数占比，其他国家均是技术被赋关系数占比高于技术输入关系数占比。这充分说明，京津冀数字经济不仅吸收国外技术，而且赋能国外经济的发展。

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首先是数字科技和产业资源“极化”的结果，“极化”源的43.7%来自京津冀地区内部，40.2%来自于国内其他省市，16.1%来自国外。从“极化”来源看，排名前十的地区分别为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山东、江苏、重庆、美国、福建和河南。从“极化”的来源地域看，京津冀地区的数字经济以内生为主，同样积极与国内外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以及政府展开密切的合作。

京津冀数字经济“极化”来源不仅来自技术合作，而且来自人力资本的前期学习经验和人力资本前期工作经验的获取。(www.daowen.com)

在技术合作源中，35.3%来自京津冀地区内部，17.2%来自长三角地区，13.0%来自珠三角地区，18.2%来自国外。在人力资本前期学习经验中，47.3%来自京津冀地区，8.7%来自长三角地区，0.7%来自珠三角地区，25.2%来自国外。人力资本前期工作经验中，51.4%来自京津冀地区，9.0%来自长三角地区，6.7%来自珠三角地区，24.7%来自国外。

无论从技术合作还是从人力资本的前期学习经验和工作经验看，本地化是京津冀数字经济“极化”的首要来源，其次是国外，再次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从三个“极化”来源的构成看，京津冀内部产学研的协同创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其次是依托高度开放的创新生态系统，尤其是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人力资本合作，是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京津冀“极化”来源中技术输入的行业分布。其中，57.8%来源于AI核心部门，6.7%来源于电子制造行业，5.5%来源于汽车行业，4.4%来源于传统互联网行业。为京津冀数字经济技术输入的企业不仅集中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部门，而且来自于包括电子制造和汽车在内的传统产业。

从京津冀内部技术输入的关系节点的行业分布看，66.1%来源于AI核心部门，6.1%来源于汽车行业，5.2%来源于传统互联网行业。与技术输入关系节点整体行业分布相比，内部技术输入关系节点行业分布中更加集中在AI核心部门，说明京津冀，尤其是北京的数字经济主要集中在核心产业部门。

从京津冀地区内部“极化”过程中人力资本前期工作经历的企业分布情况看，9.93%来自百度，2.6%来自中国联通，2.13%来自中国电信。百度作为京津冀地区的数字平台企业，不仅在技术上对京津冀乃至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支撑，而且为京津冀地区输送了大量数字人才。

从京津冀地区内部“极化”过程中人力资本前期学习经历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分布情况看，33.85%的核心人力资本的前期学习经验来自清华大学，20.62%来自北京大学，6.23%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

从各省市对京津冀技术输入的行业分布看，核心产业部门基本相同，大数据和云计算排在前列。而在融合产业部门却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北京市的技术输入在融合产业部门主要集中在传统互联网行业、汽车行业和金融行业。广东省的融合产业部门主要集中在电子制造、传统互联网、通信和汽车行业。上海市的融合产业部门主要集中在金融、电子制造、汽车和传媒。浙江省的融合产业部门主要集中在汽车、商业服务、文化娱乐和电子制造。江苏省的融合产业部门主要集中在能源化工、电子制造、传统互联网和家居。作为技术输入方，各省市能够为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进行技术输入的行业大都属于当地的优势产业领域。

在北京数字经济的发展中，之所以表现出强大的“极化”效应，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

首先，北京拥有强大的互联网基础，包括百度、京东、搜狐和今日头条在内的互联网平台公司，不仅是数字和智能科技的创新者，而且是数字和智能科技产业、产业数字和智能化需求的创造者。

其次，良好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育基础。一方面，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科院自动化所和中科院计算所为代表的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构成了数字和智能科技基础研究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大学与数字和智能企业共建数字和智能实验室和研究院，实现产学研的协同创新，推动数字和智能科技的产业化速度。同时，作为国际交往中心，北京市是国际一流人才理想的聚集地。不断举办的高水平国际会议，成为高端国际人才知识和技术交流的重要渠道。

最后，浓厚和富有活力的“双创”氛围和环境。依托人才基础和政策支持，借助以中关村为核心的新型创新区形成的产业集群优势，以及国内顶尖数字和智能人才储备，为北京数字初创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京津冀核心数字企业赋能关系数排名前十的省市为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天津、江苏、香港、湖北、安徽和山东，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为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新加坡、法国、芬兰、瑞士、瑞典和荷兰。其中，国内赋能关系数排名前三的北京、广东和上海的占比分别为18.81%、3.34%、3.16%。赋能关系数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德国和英国，占比分别为7%、0.82%、0.78%。

与输入关系数相比，北京的赋能关系数远高于国内其他省份，说明在“极化”的基础上，北京的数字经济正在加速向国内外其他地区扩散，辐射带动其他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

从“扩散”的地域分布看，京津冀核心数字企业赋能关系数的32.61%集中于京津冀地区内部，17.32%分布在长三角地区，13.56%分布在珠三角地区，8.76%分布在国外地区。因而，“内部扩散”是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构成，反映出在京津冀地区内部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非常活跃。同时，长三角、珠三角是京津冀数字经济扩散相对集中的地区。

从京津冀数字经济“扩散”的行业分布看，43.84%集中于AI核心部门，7.27%分布在汽车行业，5.54%分布在金融行业，4.11%分布在电子制造行业。核心产业部门仍然是赋能的主要领域。

从赋能关系在融合产业部门的分布看，北京市主要集中在传媒、金融和汽车行业，广东省主要集中在电子制造、金融和汽车行业，上海市主要集中在汽车、金融、生活服务和电子制造行业，浙江省主要集中在汽车、传统互联网、医疗和传媒行业，江苏省主要集中在电子制造、金融、传统互联网和汽车行业。京津冀数字经济在赋能核心产业部门的同时，不断加快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步伐，推动融合产业部门的发展。数字和智能科技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一方面不断拓展应用场景进一步提升数字和智能技术的创新和积累，另一方面提升了数据生态系统的优势。

总体上看，京津冀数字经济的发展尚处于“极化”阶段，核心产业部门和相对集中的融合产业部门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活跃领域。同时，从“极化”和“扩散”的地域和行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包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和山东在内的发达省份。无论是“极化”还是“扩散”，当地的科技创新资源、产业基础和创新生态系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与传统经济相比，数字经济目前的发展表现出更强的区域不均衡性，主要集中在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深圳、杭州、天津、合肥和成都为代表的创新型城市。从发展态势看，不仅无法改变经济发展中的“南快北慢”现状，而且可能进一步加剧经济发展中的区域不平衡现象。在“十四五”前期规划中，把如何改变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问题纳入规划之中，提前考虑通过数字和智能科技创新资源的合理布局，缓解可能带来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

在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创新生态系统的高度开放性和全球数字科技创新分工体系的形成，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创新生态系统的开放性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技术合作关系和人力资本关系。其中，技术合作关系充分表现出数字科技全球分工体系的基本结构。从科技创新的竞争优势看，美国的竞争优势表现在算力领域，而我国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数据和算法领域。

无论从“极化”还是从“扩散”的视角看，科技创新资源、产业基础和应用场景的开放性，都是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从“极化”的角度看，科技创新资源和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结合是城市成为数字经济策源地的基本条件。科技创新资源不仅包括研究型大学和高水平科研院所，而且包括新型研究机构和企业创新资源。其中，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的良性协同是数字和智能科技产业化的关键推动力。

在产业基础方面，首先是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其次是数字和智能科技与当地优势产业的融合。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一方面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技术条件，另一方面创造市场条件。互联网在发展过程创造的数字化和智能化需求，是城市成为数字经济策源地的首要因素。同时，从“扩散”的角度看，当地互联网、优势产业数字和智能化需求的出现，是拉动数字经济资源引进和集聚的关键。

应用场景的开放、人才和政策是引进和集聚数字和智能科技创新资源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基本动力。尤其是对数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通过制定和实施应用场景开放和人才引进政策将有利于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作者简介：刘刚，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