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开埠前就是一个繁忙的贸易港口,旅沪商帮已经建立起同乡组织。据统计,在上海开埠前大约200年左右的漫长时间里,先后建立的同乡、同业团体共30个。[1]开埠后到清末的70年中,因各地移民源源不断涌入,各种同乡组织也纷纷建立起来。据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海指南》(1909)记载,以会馆、公所形式出现的同乡组织达60余个。[2]这时的会馆、公所,既是同乡组织,往往也是行业组织。
清末的上海,经济发展日新月异,老行业衰落,新行业崛起,乡帮把持、垄断某一行业已不可能,同乡组织也无法再以行业为结聚核心,会馆、公所逐渐被各业公会和同乡会取代。[3]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型工商团体出现,其中有些是从原来的会馆、公所脱胎而来(表3.1)。
表3.1 1926年上海总商会“合帮会员”构成
资料来源: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387页。(www.daowen.com)
民国政府建立后,颁布《工商同业工会法》,上海工商同业团体统一改组成公会。据统计,迄1936年底止,上海工商各业同业公会总数达到236个,其中工业同业公会40个,商业(含银行保险业、航运业在内)同业公会196个。抗战胜利后,恢复和新建的同业公会数进一步增加,1947年间上海共有工商同业公会297个,其中工业同业公会66个,商业同业公会231个,呈现出林林总总的繁盛局面。[4]
其他各种社会团体亦纷纷建立。以社福团体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建立前上海有400多家社会福利团体,其中在当局登记的公益慈善团体达113家,包括医院、救济院、孤儿院、育婴堂、贫民教养院、聋哑学校、殓埋施财团体等。另外,还有众多的文化艺术科技类社会团体。
近代上海各种社会中间组织,特别是商会、同业公会以及不同类型的专业协会、联合会、研究会,在城市中承担起某些重要的公共职能,成为近代上海社会重要的整合力量。[5]或者说,在政权控制不太严密的年代,上海这座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社团网络为主轴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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