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打造具有国际化特色的社区

打造具有国际化特色的社区

时间:2023-06-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城市的国际化、境外人员的增多,上海国际社区已经形成并日益扩张。来自境外的居民数量迅速增加,在上海形成又一个国际小区聚集区。由于人口构成以及文化的差异,上海的国际小区与本市其他小区具有明显的差异。国际社区居民权利意识强,强调法治、隐私、自主以及对社区服务需求具有质量高、多元化的特点,对地方政府管理带来很大挑战。

打造具有国际化特色的社区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城市的国际化、境外人员的增多,上海国际社区已经形成并日益扩张(表2.18)。

表2.18 主要年份在沪外国常住人口(单位:人)

续表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年鉴(2014)》。

1986年,经上海市政府批准,长宁区率先在古北兴建了一批欧式风格的高级住宅,吸引了大批来沪工作的境外人士。这里曾居住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法国等34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余户居民,此外还有大约4000多名台胞聚居。随着境外人士的集聚,餐厅、娱乐、购物、SPA、健身、酒吧、主题式商业设施逐渐完善,形成了闻名上海的古北国际小区。较早形成的古北小区,以亚裔人士和小型外资企业老板为多,小区氛围具有亚裔文化特征。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浦东的开发开放,大量外来投资、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相继涌入。来自境外的居民数量迅速增加,在上海形成又一个国际小区聚集区。这些国际小区主要分布在黄浦江边、世纪公园周边、世纪大道两边,以及陆家嘴金融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外高桥保税区。其中欧美人士的比例相对较高,职业特征也以在跨国公司供职的高层雇员为主,文化上带有欧美文化的特征。

由于人口构成以及文化的差异,上海的国际小区与本市其他小区具有明显的差异。[2]这些差异主要集中在下述几个方面。

首先,居民流动性较大。国际小区以租户居多,很多居民因为职业流动经常搬家,所以他们在小区内居住的时间长短不一。此外,有的境外人士虽然购买了国际小区的住宅,但由于自己不常住或有更佳选择,往往将房屋转租他人。

其次,小区配套设施和物业服务比较到位。国际小区的房产档次和价位普遍较高,具备完善的配套设施,如室内游泳池、室内健身房、网球场、幼儿游乐场、酒吧、超市、饭店以及相配套的国际学校等。对业主多元化的需求,物业公司基本上做到有求必应。

第三,居民对安全、隐私有较高的需求。国际小区的居民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虽然文化背景呈现多元化和差异性,但对小区环境的价值取向基本一致:希望拥有安全、尊重隐私、独立、环保、和谐、舒适的小区环境。他们最看重的,一是安全,二是对个人隐私和不同文化习俗的理解和尊重。

第四,与当地政府的关系相对疏远。国际小区自成一体、相对封闭,拥有独立而完备的文化、娱乐、休闲、体育生活设施,物业管理和小区服务非常周到,门禁系统相当完善,进出管理非常严格,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远不如一般小区那样紧密。

第五,人口规模比一般小区小。由于对小区的绿化率生态环境、配套设施、居住空间等有较高的标准和要求,国际小区的人口密集度一般较低,相当一部分国际小区的居民在200户左右,有的仅有几十户。

国际社区居民权利意识强,强调法治、隐私、自主以及对社区服务需求具有质量高、多元化的特点,对地方政府管理带来很大挑战。就此,传统的居委会工作方式须进行适应性调整,在城市层面政府也应努力营造更加开放和多元的社会氛围。(www.daowen.com)

未来30年,上海将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更加迫切需要构建符合全球城市特点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一是公共事务范围和领域拓展,已经拓展到国际领域;二是治理主体和层次上升,未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在上海设立总部和分支机构,落户上海的国际组织、境外非政府组织也将逐渐增多,上海城市治理的主体更加复杂,各类主体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愿望日益强烈,要求城市治理的容纳性进一步提高;三是境外人士和外来人口占上海人口比重将进一步提高;四是在通讯技术日趋发达的今天,城市事务的影响范围和波及程度扩大,要求城市治理更加注重法制和透明度、更加注重效率,增加城市治理的弹性和包容性。[3]

利用全球化机遇,聚集国际要素,融入世界体系。要学会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问题,用世界的语言来与国际社会对话,克服文化的差异来破解难题,以国际贸易通用的规则来修正我们的经济行为。[4]但如果政策和策略制定运用不当,造成对外部经济环境的过分依赖,就会陷于发展上的被动困境,失去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和自主权。在全球化面前,一些国际大都市政府本身的重要性受到挑战,城市增长和演变的主宰权逐年被国际资本所左右。[5]

在我国,城市政府作为最大的地主、国有企业的老板和地方财力的掌门,在资源分配、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和市场机制的掌控方面具有独特的权力,因而形成强大的经济、政治的动员力,能够强有力地推动引进外资、资金融通、开发开放、城市建设等方面工作。[6]地方政府通过整体的全球化政策,过滤全球化对本地产生的负面影响,来维护和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每当企业遇到重大困难的时候,总能得到来自各级政府的热情关心和支持——尤其在经济环境出现突发性波动、市场有效需求受到抑制的情况下,政府通过某种行政措施干预和公共服务倾斜,不仅不会破坏市场机制,反而能够控制市场紊乱,防治经济萎缩。当这种政府行为融入我们的制度优势和共产党人的一贯宗旨时,其独特的成效常常事半功倍。”[7]

【注释】

[1]康燕《解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07页。

[2]李友梅《上海社会结构变迁十五年》,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89页。

[3]肖林《未来三十年上海迈向全球城市的治理体系创新》,《科学发展》2015年9期。

[4]赵启正《浦东逻辑:浦东开发与经济全球化》,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7页。

[5]黄丽《国外大都市区治理模式》,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125页。

[6]周振华《崛起中的全球城市》,格致出版社,2017年,308页。

[7]康燕《解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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