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89年,德国学者哥瑟(Goethe)就曾使用“世界城市”来描述当时的罗马和巴黎。1915年,英国城市和区域规划大师格迪斯(Patrick Geddes)在其《进化中的城市》一书中,提出世界城市是“世界最重要的商务活动绝大部分都须在其中进行的那些城市”。
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得·霍尔(Petter Hall)在其所著《世界城市》中指出,世界城市是指那些已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都市,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主要的政治权力中心;国家的贸易中心;主要银行所在地和国家金融中心;各类专业人才聚集的中心;信息汇集和传播的地方;大的人口中心,而且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人口;娱乐业已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
1986年美国著名城市学家弗里德曼(Fridman)发表了《世界城市假说》一文,阐述了有关世界城市的几个基本观点[1]:(1)世界城市基本位于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美、日、欧国家,也有一些出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与美、日、欧接近的所谓半边缘地区;(2)世界城市拥有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产业集群,这是其特定的经济产业体系;(3)世界城市对全球经济文化生活发挥重要影响力;(4)世界城市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是人口的多样性,虽然未形成固定标准,但出生地为外国的人口占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却能够反映世界城市的开放性;(5)世界城市的特征是文化生活的多元性,呈现为官方语言的多语种化以及城市权利机构对非本土文化一视同仁、多种族小区“马赛克”式的生存、各种族居民对市政的积极参与等;(6)本地居民的边缘化:世界城市过去为世代居住于此的居民提供特权,现在扩及外来人士,本地居民在城市精英队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原来城市生活中的地方色彩趋于淡化。
1995年,弗里德曼将世界城市的判断标准进一步修正为:(1)世界经济融合的职能;(2)空间组织与协调基点;(3)全球经济控制能力;(4)国际资本积累之地;(5)国际与国内移民的终点。
首次提出“全球城市”概念的美国社会学教授萨森(Saskia Sassen)对纽约、伦敦、东京三个最顶级的全球城市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萨森认为,全球城市在世界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关键动力在于其集中优良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从而使它们具有了全球控制能力。全球城市具有以下4个基本特征:(1)高度集中化的世界经济控制中心;(2)金融和特殊服务业的主要所在地;(3)包括创新生产在内的主导产业的生产场所;(4)作为产品和创新的市场。
另一位国际知名的美国社会学家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从流动空间的角度,把全球城市描述为世界范围内“最有直接影响力”的节点以及中心。因为“城市不是依靠它所拥有的东西而是通过流经它的东西来获得和积累财富、控制和权力”。(www.daowen.com)
2002年在上海召开的“上海经济发展与国际大都市比较”国际研讨会,邀请了萨森出席会议并作主题发言。会议期间,萨森将新版《全球城市》一书赠予中国学者,随后该书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激发了中国学术界对全球城市的研究热情。
在综合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学者提出了自己的全球城市概念。如周振华指出,所谓全球城市就是在经济、文化资本及创新方面最有实力的,并通过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广泛联系而体现其在全球经济活动中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在全球经济协调与组织中扮演超越国家界限的关键角色,成为全球资源要素大规模流动及其配置的基本节点城市。
周振华认为,全球城市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全球经济体系的连接点,高度集中化的世界经济协调与组织中心,各区域经济通过全球城市的连结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2)公司总部、金融及专业服务公司等功能性机构的主要所在地,全球资本、信息、商业服务、高端专业人才等要素的汇聚地和流动地;(3)引领全球创新思想、创意行为、创业模式的主要策源地,包括创新生产在内的主导产业的生产场所;(4)经济与社会、文化的互动程度非常高,能创造更多工作机会和更加富裕的程度,而社会极化现象也更为突出;(5)融入全球城市区域中的核心城市,具有多核心城市空间结构和中心城区商务服务高密集布局的明显特征。[2]他还区分了全球城市的两种类型,即综合性的全球城市和专业性的全球城市。综合性的全球城市,具有全面发展的组织构造,不仅银行、金融、生产者服务的全球网络联系性较强,媒介、文化联系性等方面也都处于前列,因而在全球网络总体联系上会趋向靠前的位置。专业性的全球城市,具有重点方面发展的组织构造,可能在银行、金融业方面表现卓越,有较强的银行、金融全球性网络联系性,但在其他商务服务领域却没有相应的地位,从而在总体联系上会趋向于排在相对较低的位置。[3]
何谓崛起中的全球城市?周振华指出,崛起中的全球城市就是指那些纳入全球城市体系之中已经具备相应基础条件,并正朝着全球城市方向发展的潜在全球城市。它所要具备的基本特质是与全球城市一致的,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是一个次节点或一般节点的网络化联系程度。与此相适应,崛起中的全球城市的内部组织构造特征还不像全球城市那样鲜明,但已开始具备相应的基本雏形。例如全球城市高度集中的是跨国公司总部和国际性组织机构;而作为崛起中的全球城市,更多的是集中了跨国公司地区或国内总部和大公司总部,或者是跨国公司和大公司的研发总部、营销总部等。又如作为崛起中的全球城市,也已开始成为个别全球性市场的所在地,或者已集中了一批对全球有一定影响力的各类大市场;也已开始成为聚集各种高级专业商务服务的所在地、各种国内外商贸及其他行业协会高度集中的所在地,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的集中地。作为崛起中的全球城市,在新闻传媒、信息服务及文化等方面同样也集中了不少相关组织机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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