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从来就是一个有渴望的城市。它没有江南的宁静中和之气，离开中国古典诗词的境界极其遥远。它是在被强加的‘世界主义’中诞生的一个混血儿。它与中国其他城市的不同，也来自于它与世界其他城市的不同，它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主义的城市。上海对世界主义，或者说全球化的渴望，是真正发自内心的。上海向世界飞奔而去，这就是为何如今的上海取得惊人发展。”^[9]

上海并不是在中国传统城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上海的崛起，与对外贸易、近代工业以及中西文化交流联系在一起。因此，这座城市少了一些传统气息，多了一些西方或现代化色彩，或者说上海是中国受西方影响最大、最西化的城市。“且不说在两个租界中，建造着西方式的房屋，开办着西人的工厂和学校，进行着西方的教育，实行的是西方的制度，就是在华界，在一般上海人身上，西方的影响也可以说是无处无之。从市政建设与管理，上海士绅自治运动，上海人的行为方式，婚丧嫁娶礼仪的变化，多有西方影响；编制门牌号码、人车分离道、文明婚礼、实行夏时制、选举市花、选举上海小姐——不是仿造租界，就是学自泰西——从器物到精神、从行为方式到价值观念乃至语言风习，上海都受到西方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0]

其实在一般中国人眼里，上海简直就是西方。昔日内地人看上海，犹如今日大陆人看香港。^[11]把世界带到这个城市中来，同时把自己融入世界中去，一种世界主义文化成为上海与生俱来的城市品质与城市基因，也因此上海始终被视为中国内部的一个异质化存在，或另类中国。

中西文化的融合与世界主义体现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建筑上。外滩所建的万国博览会般的建筑，是上海紧随世界都市化潮流的一个见证，是上海世界主义的直接体现。^[12]

表2.2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外滩建筑一览表

续表

资料来源：伍江《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1949），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101页。

遍布上海的石库门住宅最显著的空间特征是：中西结合。石库门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江浙大批有产人家为躲避战乱纷纷涌入上海。外国商人把握这次房地产开发机遇，设计外墙为欧式联排房，内部保留天井、客厢房等江南民居特色的中西合璧住宅，出售给蜂拥而来的移民。为满足买家追求家居安全的心理需求，特别在住宅门上大做文章，选用花岗岩石料为门框，黑色厚重木料为门扉，于是建筑得名石库（箍）门。由于这种住宅占地少、设计合理、坚固耐用，适合市井居民的消费水平，很快在上海风靡一时，每年以数万计递增。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由石库门建筑形成的里弄达到9000多处，占上海市区全部面积的四成以上。^[13]

上海还出现了“新型现代中国人”。他们跟得上时代的变化，对事物反应敏锐，充满活力和朝气，受到欧风美雨的浸染，长期存在着强烈的仰慕和崇尚西方的集体情结。他们开放包容，精明务实，容易接受外来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新产品和生活方式，讲究现代契约精神，崇尚理性。城市一整套现代治理体系，也促成了上海市民的主体意识、公共意识和民主意识。

一位研究上海的美国学者在20世纪初期曾预言：“大城市不会偶然地出现，它们不会为一时的狂想所毁灭。地理上的事实曾经创造了上海；一旦和平在东亚恢复，这些事实将会使上海在未来的岁月里繁荣昌盛。”^[14]作为与西方联系最广泛、接触最密切、最开放、最国际化的中国城市，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极大地释放了上海原有的特质基因，使得城市迅速恢复并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近代上海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城市，但这种开放是被动的，是西方列强运用坚船利炮的国家军事力量，通过一系列对华战争，以条约制度的形式强加于中国的。^[15]它曾给上海带来了无数的屈辱和灾难，具有“现代性中的殖民性与殖民性中的现代性”。凭借不平等条约所享有的各种特权，在上海的几个主要行业中，外国资本企业集团几乎处于垄断性的地位，而民族资本则处于从属的、被压抑的境地。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外国资本一直控制着上海90%以上的发电设备和发电量。在不少工业行业，外国资本也占有相当优势。在商业上，进出口贸易的一半左右都是由外国资本经营的。在金融方面，新中国建立前夕，全市行庄的存款总额有一半左右，放款总额有近三分之一都是由外资银行经营的。进出口的押汇业务也有一半以上是由外资银行承办的。在公用事业方面，新中国建立前夕外国资本掌握了上海73.4%的自来水、97.4%的煤气、100%的电话、100%的电车和21.6%的公共汽车。^[16]

【注释】

[1]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79页。

[2]唐振常《近代上海繁华录》，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3年，9页。

[3]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147页。(www.daowen.com)

[4]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95—96页。

[5]周武《上海学（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5页。

[6]同上，22页。

[7]熊月之、周武《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506页。

[8]骆克任、马振东《上海国际迁移变动分析》，《人口研究》2000年5期，55页。

[9]陈丹燕《都市的渴望》，《新闻晨报》2003年11月9日。

[10]张仲礼、熊月之、潘君祥《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特点和研究理论》，《近代史研究》1991年6期。

[11]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14页。

[12]钟浴曦《上海“国际大都市”文化构建及其“世界主义”内涵》，《理论观察》2013年3期。

[13]桦子《上海石库门》，《上海房地》2011年3期，55页。

[14]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249页。

[15]樊卫国《近代上海“自由贸易”的历史审视：制度、形态及多重效应》，《上海经济研究》2015年10期，3页。

[16]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