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上海虽然没有作为国家建设重点，但由于上海仍然是全国工业中心、财政支柱，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特殊地位和影响，中央从各方面都给予了大量的、强有力的支持。

1949年上海刚解放时，经济形势相当严峻，其中粮食、棉花、煤炭等生活生产物资严重短缺。存米只够供应半个月，存棉只够纱厂开工一个月，煤炭只够用7天。全市2万多家私营工厂开工率仅30%，面粉业开工率只有13.48%。交通运输遭受破坏，江海船舶被劫毁达到80%～90%。中央从全国各地紧急向上海调进“二白一黑”（粮、棉和煤）等大批农产品和工业原料，来保障上海恢复生产和人民正常生活。到1949年底，“两白一黑”问题已经解决。煤炭可保证每月供应20万吨左右，汽油足可供应半年，大米存量充沛，棉花供应虽因灾害受到影响，在争取进口一部分外棉以后，已可保证3～5昼夜开工生产。^[9]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也得到中央特别关注。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上海在基本建设投资及原料、燃料等方面均得到了比前14年（1953—1966）更多的投入。以基建投资为例，1967—1976年，上海基建投资总额达到了87.98亿元，年平均投资额比前14年增长了68%。其中工业投资额53.13亿元，占总投资额63.8%。^[10]工业生产水平是增长的，尤其冶金、化工等原料工业和机电、仪表电信等设备工业，生产规模有一定扩大。据统计，1976年上海市工业总产值为447.44亿元，比1965年增长1.35倍。就财政收入而言，1969年上海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达到102.30亿元，比1967年增长近30亿元。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73年。1973年全市财政收入达131.18亿元，平均每年以8亿多元的速度增长。^[11](www.daowen.com)

中央对上海发展最大的支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了商品调拨制度。全国各地以计划低价优先保证上海能源、原材料的供应。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初到1976年，上海国营和供销合作社商业从全国各地调入的农副产品累计323.27亿元，平均每年10多亿元。^[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