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实行统一财政收支、统一物资调度和统一现金管理。划给地方的收入只限于公用事业市政建设捐、地产税附加、码头捐、各项行政事业规费和市营企业盈余等项；其支出部分是工务、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经费及市营企业投资。

1953年起，实行“以支定收，一年一定”的统收统支体制。由中央按年度核定上海市的支出指标，划给一定的收入项目，确定分成比例。195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扩大地方财权。1958年以后，中央对经济和财政体制作了重大改革，下放企业、下放财权、下放计划和物资管理权限，试行“以收定支，固定比例分成”体制。

1959—1965年间，国家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体制。1971—1973年实行定收定支、超收分成。1974—1975年实行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包干。1976年又实行总额分成、收支挂钩、固定留成加超收分成、一年一定的体制。1977年起，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结余留用、一年一定，收入增长分成的财政包干体制。

1985年，国家对上海财政体制作了较大改革，实行核定基数，总额分成。1988—1992年，实行基数包干上缴、一定五年的体制。每年上缴105亿元，超收部分前三年全部留给上海，后两年与中央对半分成。1994年，国家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全国采用统一的计算方式，取代中央与地方的讨价还价。分税制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扩大了地方固定收入范围。

总之，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的财政税收体制几经变更。20世纪50年代大体上从统收统支变为分级管理；60年代基本上为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体制；70年代前几年为收支包干体制，后几年为收支挂钩体制；80年代从收支挂钩、定额分成变为核定基数、总额分成。^[6]上海留用与上缴中央的比例，由1984年以前的1∶9，逐步调整到1993年以后的3∶7（表1.11）。^[7](www.daowen.com)

1998年11月，团中央、全国学联在上海召开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座谈会，黄菊应邀到会座谈时谈到了上海财政状况：“上海地方财政收入和中央一九开，经济会萎缩；二八开，平平过；三七开，有发展。”他说，“上海再留多也不行，上海是全国的上海，全国支持上海，上海应该对全国作出贡献。”

表1.11　1989年全国主要省市上缴财政情况表

资料来源：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纪实：上海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24页。

上海上缴中央财政额度很高，本身支出额度很低，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生活影响很大。曾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讲道：“在我当上海市长期间，我上对得起朝廷（喻中央政府），每年上海上缴国家财政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6，但对不起黎民百姓（喻上海市民）。每天早晨我看到马路上有那么多的煤球炉在生火，到处在烟雾腾腾，那么多的马桶在马路上刷洗，我直感到心痛，当时上海实在没有多余的资金来改善和发展市民的生活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