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通商口岸、港埠城市，上海与世界文化交流、贸易往来频繁。西方的新观念、新思想、新文化、新科技等很多通过上海引进中国，从而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近代意义上的公用事业，如电气、自来水、煤气、柏油马路都是从上海租界开始的。近代公司制度、近代保险、近代银行金融制度都率先在上海出现并在中国逐渐发展成长。由于“不仅接触西方文化早、吸纳快、把握也较为全面”，上海始终在近代中国发挥着模范、引领作用，创造了诸多第一。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成为综合性的工业基地，在国内产业转换的过程中起着领先和带头的作用。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制定时，上海提出向高级、精密、尖端方向发展，目标是赶超国际先进水平，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先进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此后，一个以发展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为中心，促进上海工业生产向高精尖方向发展的工作全面展开，涌现了一大批赶超国际水平的新产品。

改革开放之初，中央提出，上海必须切实贯彻执行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积极推进城市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改革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要走在全国的前面，为实现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任务作出应有的贡献。上海开创了得风气之先的众多第一（表1.8）。

表1.8　20世纪80年代上海市场体系建设重要事件及影响

续表

资料来源：肖林、周国平《卓越的全球城市：不确定未来中的战略与治理》（上卷·战略环境），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32页。

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战略性决策，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开发和开放浦东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是中国深化改革、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上海有良好的政治经济基础，有一批素质较高的科技管理人才，有一支强大的产业工人队伍，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又同海外各地有着广泛的联系。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有计划、有步骤、积极稳妥地开发和开放浦东，必将对上海和全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而开发和开放浦东的成功，一定能为中国沿海地区和全国的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上海再次成为中国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窗口、前沿阵地。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上海在许多领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与创新，率先做了许多新的探索与尝试。诸如土地批租、引进外资、市场体系建设、园区开发、国资国企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医疗卫生改革、社区发展等，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许多先行先试的经验和成果得到中央的肯定和推广，得到兄弟省市的认可和借鉴。^[36]

1993年成立的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着力改变政府职能、打造服务型政府，率先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1）机构与职位的设置实行精兵简政；（2）行政管理层次上实行两级结构，即新区政府直接领导各个街道、乡镇；（3）职能管理体系上实行“系统综合”，将行业管理职能按大系统进行归并设立综合性管理部门；（4）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实行政企分开（图1.2）。

图1.2　浦东新区政府创新的管理模式

资料来源：郭定平《上海治理与民主》，重庆出版社，2005年，69页。

1996年，浦东新区对外招商引资在全国率先实行一门式服务。“一门式服务”将浦东新区经贸、综合规划、农发、城建、工商、税务、劳动、商检、卫生防疫、水、电、煤、通信、文化等15个部门设立的28个窗口集中在招商中心，实行“一门受理、并联审批、两审终结”，提高了工作效率，加快了招商引资进度。新区政府还有计划地培育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

2005年，国务院批准浦东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要求浦东深入推进企业、市场、社会、政府的四位一体的改革，着力改变政府职能、着力改变经济运行方式、着力改变城乡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率先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推动全国改革起示范作用。上海市人民政府制定《上海浦东综合改革试验区综合框架方案》，提出了7项改革任务：（1）推动政府转型，探索公共服务型政府体制和机制。重点是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2）加快发展各类要素市场，积极推动金融创新。重点是增强浦东要素市场的集聚度，提高金融服务功能，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3）加快社会领域改革探索，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重点推进教育、文化、卫生领域的改革，全面提升保障和服务水平，探索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体系；（4）率先消除城乡二元制度障碍，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重点是消除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形成以人为本的城乡经济社会共同发展机制；（5）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微观经济主体活力。重点是探索混合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6）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增强创新能力。着眼于提升国际竞争力，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体制环境，以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7）扩大对外开放，形成与国际惯例靠拢的市场运行环境。坚持请进来和走出去并举，充分发挥“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作用，增强国际竞争力。国家发改委又提出3项改革：（1）大力培育和发展中介组织，提高经济活动的社会组织化活动；（2）探索建立人力资本优化积累机制，创造人才强国的制度环境；（3）建立科学的调节机制，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现代社会收入与保障体系。

十多年来，浦东综合配套改革按照国务院批复方案的要求，先后完成几轮综合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突破，积累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表1.9）。

表1.9　上海浦东新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期评估经验及推广一览表

续表

资料来源：郭冠男《当前重大改革评价制度推进情况解析》，《中国经贸导刊》2015年19期。

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上海是一块比较好的改革“试验田”。而且，上海具有内生的率先改革的迫切要求及其条件。上海的发展较之于全国领先一步，而且上海与全球的连接更广泛和密切，因此上海往往比其他地方更早感受到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要求，更早直面发展中的新问题，更早需要破解发展的新困境。^[37]创新取得制度上的先发效应，也可使上海有可能一直走在改革发展的前面。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又明确要求上海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者，把许多国家改革试点放在上海。

2013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上海调研，在视察外高桥保税区时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来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开放型体制和机制的建立。上海和中央有关部门沟通后，于6月向中央提交总体方案，得到国务院的迅速批准。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其目标是要适应全球化，在投资领域的高度开放、国际贸易的转型升级、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政府管理的依法高效、海关监管的“境内关外”等方面构建对标国际的制度安排。

2015年4月，国务院颁布《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决定在原来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试点区域，涵盖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以及陆家嘴金融片区、金桥开发片区、张江高科技片区，由此上海自贸区的空间范围拓展至120.72平方公里。以“开放度最高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园区”为发展目标，上海自贸区“继续积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管”，深化完善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创新体系，充分发挥金融贸易、先进制造、科技创新等重点功能承载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表1.10）。

表1.10　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措施推进计划

续表

资料来源：周振华、洪民荣《上海改革开放40年大事研究》（卷五），格致出版社，2018年，63页。

2017年3月，国务院批准《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确定了未来三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提出对照国际最高标准，查找短板弱项，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力争取得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根据述上方案，上海自贸试验区确立了“三区一堡”的新目标：建设改革和创新融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风险压力测试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先行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

【注释】

[1]周武《上海学（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2页。

[2]007年5月24日上海九次党代会上的报告。

[3]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47页。

[4]同上。

[5]同上，70页。

[6]同上。

[7]周武《上海学（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4页。(www.daowen.com)

[8]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245页。

[9]周武《上海学（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0页。

[10]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72页。

[11]同上，50页。

[12]周武《上海学（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5页。

[13]熊月之、周武《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510页。

[14]周振华等《上海：城市嬗变及展望》（上），格致出版社，2010年，136页。

[15]康燕《解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24页。

[16]周武《上海学（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5页。

[17]周振华等《上海：城市嬗变及展望》（上），格致出版社，2010年，80页。

[18]陈向明、周振华《上海崛起：一座全球大都市中的国家战略与地方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53页。

[19]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49—198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14页。

[20]周武《上海学（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4页。

[21]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153页。

[22]周振华等《上海：城市嬗变及展望》（上），格致出版社，2010年，6页。

[23]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70页。

[2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17页。

[25]张仲礼《上海和上海经济区在中国经济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科学》1988年1期，20页。

[26]《上海改革开放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0页。

[27]江若尘《世界与中国跨国公司发展趋势及对上海未来的影响》，《科学发展》2016年5期，104页。

[28]康燕《解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24页。

[29]周武《上海学（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2页。

[30]同上，8页。

[31]张仲礼《上海和上海经济区在中国经济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科学》1988年1期，21页。

[32]赵民等《新时期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态势辨析与战略选择》，《城市规划学刊》2014年4期，10页。

[33]同上，13页。

[34]周振华、洪民荣《上海改革开放40年大事研究》（卷十一），格致出版社，2018年，89页。

[35]康燕《解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278页。

[36]《国家试点：上海样本的创新与示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2页。

[37]《国家试点：上海样本的创新与示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