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处太平洋西岸、亚欧大陆东缘、中国大陆弧形海岸线中段，“外通大洋，内联腹地”，1843年开埠之后，在广泛的内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建立了通达中国与世界各地的多层面贸易网络以及社会网络，发挥着重要节点和枢纽功能。

据滨下武志、古田和子等学者的研究，在19世纪后半叶，中国商人已成功建立起以上海为中心、覆盖东亚甚至整个亚洲的商业网络（即所谓“上海网络”）和“交易圈”。^[20]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上海迅速腾飞，发展成为整个亚洲最繁华和最国际化的大都会。

以上海为中心，贯万里长江，联广阔腹地，串沿海口岸，系南北贸易，倾销列强商品于内地，汇集我国资源向国外。^[21]在转口贸易、国内埠际贸易方面，上海起到了枢纽作用。从上海进口的洋货，有70%以上要运到内地其他口岸。从内地运到上海来的土货，有80%以上要出口到国外或运到国内其他口岸。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和对内埠际贸易中处于特大中心地位，其外贸在全国外贸总额中占40%左右，其中1936年达55%。^[22]1936年上海的埠际贸易值包括转口贸易值为8.9亿元，占全国各通商口岸埠际贸易总值的75%；1940年更增加为13.2亿元，占全国的88%。^[23]

旧上海拥有深入内地城乡的发达的商业网。上海的商业企业，在业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面向全国，在全国各地遍设分支结构。“二战”前上海银行总行中有58家在内地各处开设了629个分支机构和数千个通汇点，构成了全国性的金融网。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封锁，以及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国家建设的基本方针，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与世隔绝的自我封闭状态，上海与国际间的联系几乎被切断。

“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24]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充分利用自身基础好、国际影响大的优势，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和资金，建立中外合资企业。1980年7月，中国、瑞士、中国香港三方合资的中国迅达电梯有限公司上海电梯厂成立，这是上海改革开放后第一家中外合资工厂。

198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为特区，以建立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交往的通道。1986年，大部分沿海城市和地区被定为对外开放城市。上海在吸收利用外资方面，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80—1987年，上海获批各类利用外资项目590项，吸收外资21亿美元；外商在上海开办的合资、合作、独资企业达到274家。在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方面，上海出现了一些大的项目，如宝山钢铁总厂、大众汽车厂以及飞机研制项目。^[25]

1987年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率领中央各部委组成的工作组来上海调研。在中央工作组指导下，上海提交了《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报告》。1988年，国务院批准了这份报告。在同年3月召开的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指出：“上海是我国的重要工业基地和对外的主要港口，要发展成为太平洋西岸的万商云集的现代化经济、金融、贸易和信息中心，成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先行者。”中央主要领导来上海视察工作时指出，今后上海要靠国际市场吃饭，上海一千多万人要靠国际市场养活，这是上海的基本出路。^[26]

1990年初，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作为全国重点，充分利用国际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吸收国际先进的技术、经验、资金和其他资源，在一个更高起点上，实现中国与全球经济进一步融合。20世纪90年代浦东的开发开放，成为上海利用外资的转折点。在向中央上报的《关于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请示》中，上海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把浦东建设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城区”。

1993年，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以吸引《财富》500强企业进入为目标的高起点外资战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上海又率先提出吸引跨国公司总部的战略设想。1995年，上海已有13000多家三资企业、200多家跨国公司和154家外资银行及其代表处入驻，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议金额五年累计达到31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51亿美元。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加入WTO，成为推动上海吸引外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上海颁布了《上海市外商投资产业导向》《关于外资并购本市国有企业若干意见的实施细则》等7个配套政策性文件。2002年7月，上海市政府发布了《上海市鼓励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在全国率先开展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试点工作。阿尔卡特拿到001号证书，成为首家获得上海市政府认定的、将亚太地区总部设立在上海的跨国公司。2008年7月，《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规定》正式出台。2010年11月，上海更进一步提出要“加快集聚外企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运营中心、结算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支持跨国公司在上海业务整合”。跨国公司总部机构、外商投资性公司和外资研发中心进入上海的速度明显加快。截至2015年8月，在沪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522家、外商投资性公司306家。外资研发中心390家，其中有30多家是全球研发中心，15家是亚太区研发中心（表1.3）。

表1.3　2002—2012年上海跨国公司总部机构数量统计

资料来源：周振华、洪民荣《上海改革开放40年大事研究》（卷六），格致出版社，2018年，185页。

根据2014年世界500强企业总部及分支机构（包括总部、分公司、子公司以及代表处等）在全球城市间的分布情况统计，上海是世界500强企业分支机构数量最多的城市。世界500强企业在上海的分支机构达600个。其次是北京551个，纽约538个，东京114个，伦敦72个，巴黎23个。^[27]

从1978年开始，上海对外经济贸易迅速发展。1992—2001年间，上海进出口商品总额从97.57亿美元提高到608.98亿美元，增长了524%，年均增幅22.56%。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上海外贸进出口总额的增长势头更为迅猛（表1.4）。

表1.4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对外贸易统计（1978—2006）

续表

资料来源：孙海鸣《上海30年：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273—274页。

上海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积极展开与内地的经济交往。从1979年起，上海市政府批准逐步恢复“文革”中关闭的国务院各部委和各兄弟省市驻沪办事机构，为各地与上海的经济交往创造便利条件。1982年，市政府撤销市计委协作办公室，成立市政府协作办公室。1983年，上海提出“外挤、内联、改造、开发”的城市发展方针，即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加强对内经济联合，改造老企业和老城市，开发经济、科技和建设新领域。

1984年，国务院振兴上海调研组与市政府联合制定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上海对国内外都要开放，要起到沟通内外桥梁的作用。上海颁布了《关于兄弟地区来本市开店办厂的暂行办法》《关于本市企业同兄弟地区企业开展经济技术合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在1985年国务院批转的《汇报提纲》中，中央要求上海成为利用外资、引进外技的主要门户，以及消化吸收后向内地转移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的桥梁；成为全国的商品集散地和最重要的外贸口岸；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和经济技术信息中心；成为面向全国培训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高级技工的培训中心。中央还具体地规划上海按三个空间层次有计划、有重点地展开对内联合：第一层次是上海经济区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一市；第二层次是长江流域；第三层次是与全国各地开展各种形式的经济技术联合与协作。

1986年，上海市政府颁布《上海市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试行办法》，规定横向经济联合要以企业为主体、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以优质名牌产品为龙头进行组织。

20世纪90年代，上海按照“开发浦东、服务全国、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联动发展、共同繁荣”的方针，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吸引中央各部委和兄弟省市企业共同参与浦东开发的政策。1991年5月，市政府批转《上海市鼓励外地投资浦东新区的暂行办法》，鼓励国内企业来上海投资建设，共同发展。

1992年6月，市政府进一步放宽各地在沪设立办事机构的条件，同年7月，给予前来浦东新区参与发展的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省市及企业八个方面的优先政策，即：优先接纳进入外高桥保税区开展外贸业务；优先赋予自营产品出口权；优先接纳兴办金融保险业；优先允许在上海经营批发和零售商业；优先吸纳参与浦东新区南北干道杨高路两侧的开发建设；优先允许参与长江口大片地区的开发；优先开放浦东新区的房地产和建筑市场；优先给予上述地区来沪投资经营实体的人员在浦东新区落户的指标。

1994年，上海开展新一轮横向经济联合，明确提出了“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联动发展、共同繁荣”的指导思想，与兄弟省市共同探索开展国内协作的新途径和新形式。

1995年，上海市编制了《上海市国内经济协作“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提出把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向长江流域转移结合起来，鼓励和支持企业在长江流域进行跨地区投资；吸引全国各地参与上海大市场建设，增强上海市场配置资源和为全国服务的功能。

1996年，上海又提出经济工作要实现五个“同时”，即商品流通要在注重自身“万商云集”的同时，积极促进长江沿岸城市及全国商贸的共同发展；产业结构调整要在注重内部战略性调整的同时，积极推动长江沿岸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基础设施建设要在注重城市建设和改造的同时，加强枢纽功能的重大项目建设；资金通融要在注重吸纳的同时，增强向长江流域及全国各地的辐射；企业经营要在注重商品生产经营的同时，开展跨地区资产经营。^[28]

1997年底，中共上海市第七次党代会决定，把对内开放作为迈向新世纪的一项重要历史任务，确定了“重在服务全国、促进联动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战略目标。1998年5月，上海《关于进一步服务全国扩大对内开放的若干政策意见》正式发布，按照“降低门坎、公平待遇、重点扶持、综合配套”的原则，鼓励中央部委和兄弟省市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集团）来沪投资。

2000年，上海市隆重召开国内合作工作会议，制定了《上海市国内合作“十五”计划纲要和2015年长期规划》，颁布了推进对内合作的“17条”，后扩充为“24条”。2001年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服务全国扩大对内开放的若干政策意见》，对“24条”进行重大修改，提出了开展对内合作的新“26条”，为各地企业在上海发展创造更为开放、平等、优化的发展环境，成为上海加强东、中、西部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自身发展需要与互相融合的一项指导性政策，承诺对来沪投资或从事其他商务合作的国内企业予以沪上企业所享受的同等待遇，其在沪员工及其家属亦可在社保及子女教育等环节享受上海市民待遇。

20世纪90年代，上海将培育和发展要素市场作为重点，形成了证券、外汇、产权、房地产、人才、技术等国家级市场或区域性市场。要素市场的建立，使上海初步成为全国资金流、商品流、技术流、人才流和信息流的集散地和交汇枢纽（表1.5）。(www.daowen.com)

表1.5　上海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大事记（1990—2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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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周振华、陶纪明《上海战略研究》，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99—100页。

在罗兹·墨菲看来，上海成为大城市，“主要是因为它位于世界上幅员可以比得上无论什么地方、土地最肥沃、人口最众多的地区的顶点，即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顶点”。^[29]上海与长三角地区地域相邻、人文相近，在历史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上海工业生产和居民日用所需的各种原材料和农副产品大都来自长三角，长三角城乡所需的各种洋货和国货则来自上海。

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调查显示，浙江省吴兴县包括土丝在内的绸、米、菜、鱼等25种输出商品中，主要和大部分输往上海的占14种；而吴兴县所需输入的包括米、糖、南北货、布匹、棉织品、洋广杂货、铁、五金等30种主要商品中，主要和大部分来自上海的占16种。^[30]

虽然上海与长三角具有历史、文化和经济的内在联系，但在计划经济时期，并不存在联动效应。改革开放之后，在市场机制驱动和经济利益的作用下，跨地区合作交流初显端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上海一些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利用周末时间，为江浙等地乡镇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服务，被称为“星期六工程师”。一些企业从最初在江浙地区兴办各种形式的联营企业，逐步发展到在产品生产、市场销售、技术开发、服务咨询等方面开展跨地区的联营合作。

1983年，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正式成立，其主要职能是通过区域规划和相应的协调，解决地区间、部门间的矛盾，促进地区和企业的经济联合。该经济区最初由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及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等城市组成。到1986年，扩大到上海市和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五省一市的地域范围。

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所做的主要工作包括编制到20世纪末《上海经济区发展纲要》、长江口黄浦江与太湖的开发整治规划；促成化工、纺织、交通、电子等各行业在经济区内的互通信息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联合，建立一批以大中城市骨干企业为核心，跨部门、跨地区的产业集团；推动资金融通，建立资金市场；促进各类商品交易会、订货会的展开，推动经济区内外的商品交流；推动交通建设、发展运输网络，以及规划电信事业的发展等。^[31]

作为一个规划和协调机构，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行政调控力不足、权威性不够，因难以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制约、难以超越行政区域的藩篱，面对地方利益诉求力不从心，只得在1988年6月草草收场。但上海经济区“市长联系会议制度”演变为长三角16城市市长参加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宣布浦东开发开放重大战略决策后，上海在长江三角洲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地位重新得到确认。1992年，中央组织召开长三角及长江沿岸地区经济规划座谈会，促进了长三角地区与上海的主动接轨和合作联动。上海也主动依托并融入长三角地区，由此推动了上海与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的新进程。长三角跨区域合作机制也逐步建立起来。

1997年，由上海、无锡、宁波、舟山、苏州、扬州、杭州、绍兴、南京、南通、常州、湖州、嘉兴、镇江、泰州等15个城市组成经济协调组织——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后又增加了台州市），其主要任务是推进长三角城市间合作项目实施，协调解决城市间的实际问题。

2006年以后，为响应江浙等地提出的“接轨上海、规划公绘、交通共建、产业俱兴、环境共保”等区域一体化投资环境建设目标和要求，上海着手创新区域合作交流机制，在规划衔接、政策协调、项目建设等重大问题上及时进行沟通，逐步形成了政府层面上多层次定期磋商机制。第一层次是三地最高决策层一年一度的峰会，就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进行定期商谈，研究确定区域合作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事项；第二层次是以长三角一市两省的常务副省（市）长以及相关部门领导的定期会晤机制，推进落实两省一市主要领导明确的各项工作重点；第三层次是两省一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参加的专题合作机制，从而确立了“主要领导座谈会明确任务方向，联席会议协调推进、联席会议办公室和重点专题组具体落实”的决策层、协调层、执行层“三级运作”的区域合作机制（表1.6，图1.1）。

2007年5月，时任总理温家宝在上海主持召开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协调会，明确提出长三角的发展战略将成为一个“国家战略”，要求长三角应充分发挥区域优势，促进长三角地区实现率先发展。2008年9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2010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2016年6月正式公布《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上述规划明确了长三角地区发展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提出以上海为发展核心，优化提升上海核心城市的功能，充分发挥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作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加快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增强创新能力，促进区域整体优势的发挥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表1.6　长三角区域政府协同治理形成过程（1982—2010）

续表

资料来源：汤蕴懿等《政府职能转型——从政府管理到公共服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47页。

图1.1　长三角区域协作协调机制构成结构图

资料来源：汤蕴懿等《政府职能转型——从政府管理到公共服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48页。

2014年上海市政府《关于编制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意见》提出：“上海在2020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努力建设成为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全球城市。”不过，有些学者认为，上海的国际竞争力来源与纽约、伦敦、香港等其他顶级世界城市是不同的。上海全球竞争力的大幅提升相当程度上来自区域腹地长三角地区日益强烈的国际经济联系。可以说，没有区域发展的支撑和服务中心地位，就没有上海的全球地位。^[32]与长三角腹地的一体化将是上海谋求全球城市更高全球地位的基础。像伦敦之于英国一样“脱开”长三角和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去追求“配置全球资源”和获得孤岛式的繁荣，并不一定比上海“利用全球资源”“互动长三角腹地”“服务中国经济”更为明智、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33]

上海开埠前，就已经是东南沿海著名的商贸港口，当时主要经营沿海各地转口贸易以及长江和内河贸易。开埠后，内外贸易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上海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上海与沿江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互动日益密切。在近代中国，上海同长江沿线主要的都市贸易量，几乎要超过这些城市贸易总量的70%。

1985年2月，国家体改委在武汉召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期间召集宁、汉、渝三市就“发挥中心城市作用，联合起来综合开发利用长江黄金水道”问题进行讨论，并签署《宁汉渝三市关于联合开发利用长江座谈会纪要》。同年底，沪宁汉渝四市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聚会重庆，成立长江区域合作机制——“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经过多年努力，协调会成员扩大到沿江29个城市，已召开17次联席会议^[34]（表1.7）。

表1.7　上海召开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主要内容

资料来源：周振华、洪民荣《上海改革开放40年大事研究》（卷十一），格致出版社，2018年，89页。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根据中央对上海发展战略的定位，上海提出了“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联合发展、共同繁荣”的指导方针，把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与在沿江进行产业战略布局结合起来，鼓励和支持上海本地企业发挥资金、人才、管理、信息优势，在长江流域进行跨地区投资，建立了一大批合资合作企业、商业网点。

进入21世纪后，上海与长江流域的合作进入新阶段。2004年，中央领导作出“高度重视水运，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作用”的重要指示后，建立了部、省市协调机制。在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中，上海按照“继续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加快建设具有区域性枢纽作用的港口”的要求，以构建“长江物流和沿海以及国际物流交汇中转枢纽，长江国际集装箱物流枢纽，长江物流信息中心和长江物流高端服务中心”为基本定位，带动长江沿岸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形成覆盖长江流域广阔腹地的港口布局体系，实现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与长江黄金水道建设的联动发展。

2014年9月，国务院在部署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时，明确提出要“建成畅通的黄金水道，形成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为龙头、长江干线为骨干、干支流网络衔接、集疏运体系完善的长江黄金水道”，标志着发展长江经济带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为上海带来新的机遇，也带来挑战。

总之，改革开放之后，上海作为“世界进入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国际通道”，重新成为联结内地与融入世界的重要桥梁，并且融入世界、服务全国也成为上海自觉的战略选择。2000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在讲到上海教育科技发展时，就提出如何在全国的大格局中确立上海科技、教育的地位：^[35]

——上海的科技要做大，首先思路上要有新突破。一定要超越一点，拓展一点，必须融入全国、融入世界。要把上海的科技看成是全国的科技。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使上海的科研机构与全国最有名的研究机构，不管是北京、深圳还是其他省市的，进一步结合起来，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仅要融入科技项目中，还要融入组织体制中。假如未来上海的科技还是与全国分得非常清楚，就永远争不到领先地位，就不可能做大。这就需要我们跳出上海，大力支持上海的科技企业到各地去发展，也要欢迎全国著名的科技企业到上海来扎根，不管它的名称叫不叫“上海”，只要在上海做大就行。

——要明确一个指导思想，在服务全国中实现上海自身教育的发展。作为经济中心城市，上海的教育在全国的教育发展中应有其特殊作用。首先，教育事业服务全国是上海的光荣任务。我们在研究上海教育的未来发展时，必须考虑如何把上海的教育与全国的教育联系起来，探索为全国各地培养人才的新途径，更好地为全国特别是贫困地区服务。其次，教育事业服务全国也是上海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再过五年十年，上海的教育资源可能会相对过剩。良好的教育资源、众多的就业机会、是上海教育发展的综合优势。未来上海教育的发展潜力还很大，关键是怎么能够推动体制创新，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