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治、商业不再和谐

2017年引起轰动的热门事件中一定会有乐天。在韩国国防部2月28日与乐天集团签署了有关确保部署“萨德”用地的易地协议后，中国外交部第一时间表示了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并强调中方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美韩承担。

随后的3月1日，乐天中国官网瘫痪。同日下午，卫龙食品也通过微博表态，已从江苏盐城的乐天玛特撤架，全国范围内的乐天玛特渠道都会按程序陆续下架，今后将不再与乐天合作，并称“一根辣条都不给乐天留”。随后，在中国境内的乐天玛特超市关闭55家，这对总数只有99家的乐天玛特超市而言无疑是灾难性的。

众所周知，除乐天玛特超市外，作为韩国五大集团企业之一的乐天在华业务涵盖领域广、收益大。而在韩国境内的乐天免税店也是常年爆满，甚至不得不大幅扩建以便于招徕更多的中国游客，其总销售额的70%都是来自中国消费者。中国消费市场对乐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萨德事件对于乐天的打击也是不言而喻的。乐天一定觉得背了政治的黑锅。

政企难分，打断了骨头连着筋

其实乐天并不冤枉。只不过此前曾经享受特殊待遇，如今却深陷政治泥潭。2016年以来，乐天集团一直丑闻缠身。韩国首尔检察机构怀疑乐天集团高层管理人员涉嫌非法筹集秘密资金、侵占公款、营私舞弊以及行贿，涉及金额约3000亿韩元。6月，韩检方出动200余名检察官，对乐天集团总部及子公司17处地点进行了搜查，乐天集团会长辛东彬也接受了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对其进行的腐败调查。同时，乐天在追求更多免税特权的过程中牵涉进了崔顺实案件。有媒体分析，乐天集团的斑斑劣迹早已上了韩国政府的“黑名单”，乐天同意置换土地，极有可能是乐天同韩国政府达成的某种交易。

而像乐天这样的韩国大企业并不少见，比如三星集团。《纽约时报》发文宣称，长期以来三星集团一直与政治密不可分。李健熙曾两次遭到起诉，但最终免于坐牢。而企业、政治和自上而下的分级管理交织在一起，是韩国企业的特色运作方式。李在镕被捕事件将让韩国民众意识到，在当前的创新时代，在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残酷竞争之下，这种特有的模式将越来越站不住脚。政企的高度融合虽然带来过曾经的“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奇迹，但如今也要为这种企业对政治的过度依赖而买单。

而回溯以往，因政治分歧造成的抵制在中国已经出现过多次，估计乐天事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也许这种状况会日趋成为常态。

2012年9月5日，日本媒体称日本政府已经就“购买”钓鱼岛事宜与“岛主”栗原家族达成买卖协议，将以20.5亿日元（约合1.659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正式“收购”钓鱼岛及其周边的3座岛屿。此举激怒中国，多地爆发抗日游行。

根据日本NHK电视台当年11月6日的报道，日本一家民间调查机构10月份曾针对日本国内的1万多家企业做了一项抽样调查。[93]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企业当中，有30%受钓鱼岛事件影响，对华出口额严重萎缩。当时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也曾警告说，抗议活动重挫丰田、日产、本田汽车销量，损失将超过2011年3月日本爆发的9级地震。据当时的资料显示，受中国部分地区反日抗议活动的影响，日本一些大型公司也关闭了在华工厂或门店。丰田、本田、日产等车企在华工厂暂时停产，松下表示其工厂已受到破坏，复工时间持续推后。

而在2008年4月9日，数十家海内外网站论坛的一部分中国网民，先后发起了一场抵制家乐福的行动，理由是奥运火炬在法国传递期间遭到干扰。引起这场抵制风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LVMH集团涉嫌捐巨资给达赖集团，而其是家乐福的最大股东，所以网友把家乐福也拉进了抵制名单。这个名单里还包括LVMH集团旗下的LV、迪奥等品牌。此后LV致函媒体表示，决不支持有违中国人民利益的组织与行为。而法国家乐福集团总裁迪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作为一家大型企业，家乐福不愿在政治中扮演任何角色，只想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

走出去的风险也多在政治层面(www.daowen.com)

国外企业在中国不能幸免，而“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也时常会受到来自所在国政府的各种干扰，虽然已经走了很多年，但国内企业在评估风险时已将政治风险上升为第一风险。专家指出，因为在西方的影响下，国际局势动荡复杂，各国对华的立场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未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在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时，所面对的形势将会更加复杂，困难和风险将更加巨大。而且这些风险和干扰主要不在企业内，而是在企业外；不在经济层面，而在政治层面；不在当下，而在未来。

而首当其冲的企业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华为公司了。比如尽管华为已经与全球45个顶级运营商开展业务，却没有与美国任何主要运营商达成合约，主要由于美国安全官员和政治家一直认为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为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具有军方背景（他创业前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官），而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更是正式给华为和中兴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

2008年，华为取消竞购美国技术公司3Com，原因是交易无法获得华盛顿的监管批准。两年后，华为参与一项为美国主要运营商之一Sprint Nextel供应网络基础设施的数十亿美元合约的竞标，在华盛顿干预下失利。

而卸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曾签发命令阻止三一重工的关联公司在美国一个军事基地附近投资建造一家风电厂，在他任期的短短3年多时间里，就接连对中国发动了光伏战、汽车战等9次贸易诉讼，大搞贸易保护主义。这大概也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必须要付出的成本吧。

不能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于政治因素

因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政治与商业休戚相关，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的企业，必须认清这种因政治原因而进行的彼此绞杀已成常态，对此要有充分的准备。

增强风险意识，完善应对机制。企业首先要选择与我国具有稳定政治、经济关系的国家作为投资首选地。在走出国门前，企业应通过各种途径，准确了解和评估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仔细研究东道国有关投资政策法规等软环境，做到心中有数，并认真制定危机应对机制。既要考虑所在国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又要充分评估新的政治势力或改革派上台后可能带来的政策突变。

仍然要以产品和服务为核心，强调靠服务和产品取胜，练好内功。华为公司2015年曾遇到这种情况，在消费者业务业绩中，其在欧洲部分国家市场拥有26%的市场份额，在中国地区也拥有16.1%的市场份额，但在北美市场却进展缓慢。负责人很明智地将问题归结为“消费品不存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主要是华为自身的问题，是我们的调整动作慢了”。这种态度是正确的，不能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于政治因素。

要充分融入当地社会文化。“走出去”是通过对国外资源有效、负责任的开发，在获取企业利润的同时服务当地经济的发展。企业要走出去，就要遵守国际规则，融入当地文化、宗教、社会体制，努力成为当地一员，包容别人、理解他人，消除文化差异带来的障碍，并寻求理解支持，与当地建立利益共同体，实现利益共享、共赢，从而形成当地对企业的依赖性和不可替代性。

在决策和经营活动中应以透明和道德的行为方式，对客户、员工、供应商、合作伙伴、当地社区等利益相关方，以及为促进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要承担相应责任，通过为当地老百姓做好事，树立良好形象。企业要对当地员工提供福利，与周边居民经常互动，注重环境保护。通过这些善行善举才能成功融入当地社会，并最终实现本土化经营，同时构建信任和谐的关系，增强抗击风险的能力。

最后还要寻求双方政府的支持。“走出去”企业会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既要借助国家力量保护自己，又要与所在国政府、官员构建友好合作关系，但要把握分寸，尊重所在国法律法规，避免因短期利益而涉及贪腐，从而为自身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