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际经验

1）日本

日本东京湾环境的恢复与建设是典型的“先发展、后治理”的案例^[1]。东京湾是日本经济文化的核心，主导着全日本城市和产业的发展。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京湾海域及其沿海地带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使该地区人口高度集中、产业密集，造成了水环境污染、海岸带生境丧失、渔业资源锐减等诸多环境问题。为控制东京湾的环境恶化，日本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开展调查和研究，并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

一是对于不同类型的污染源，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例如，《公共水域水质保护法》《工厂排水控制法》《港湾法》《水污染防治法》中的地下水污染防治（1989年）、生活污水治理（1990年）、渗漏事故处理（1996年）等相关规定^[2]。

二是有计划地推进环保工作，先后出台了《东京湾整治行动计划》和《东京湾环境恢复与建设规划》^[3]。

三是政府鼓励企业和地方团体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污染防治和技术开发应用。

通过采取以上措施，经过多年的环境整治和生态恢复，日本东京湾海域环境逐渐有了显著改善。

2）美国

美国作为世界海洋强国，其海洋开发较早，因此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也比较早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关注海洋生态环境问题，重视海洋立法、执法、规划与战略行动计划制订、管理体制完善、科学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和全民教育、区域合作等，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海洋生态环境现代化治理体系^[4]，具体举措如下：

一是严格海洋生态环境立法与规划。美国注重通过立法与规划加强海洋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就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人类海洋活动进行约束与引导。美国实行联邦制，各州有各自的法律体系。各沿海州也颁布了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法规，主要以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岸带综合管理等法律为主。这些法律法规为美国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是建立协调一致的海洋管理体制机制。①美国积极推进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成立相对统一的海洋生态环境行政管理机构—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商务部下属），下辖6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有明确的业务职责和权力，注重分工和合作，使海洋治理效率保持较高水平。②在海洋执法管理方面，美国建立了海洋执法集中管理部门—海岸警卫队，主要负责海事安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海洋事务管理。③为了加强各条线海洋事务的协调，促进海洋经济与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发展，美国于2010年成立了高级别的国家海洋委员会，负责协调各部委工作以及制定国家海洋发展政策战略。因此，美国较为成功地实现了对海洋管理各部门、各方面的统筹，加强了科学界与管理部门之间的联系，促进了海洋生态环境整体性治理。

三是重视海洋科技创新。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增强海洋经济实力、打造健康海洋的重要支撑力量。从海洋环境监测、海洋生态系统修复，到海洋垃圾回收处理、海上油污清理，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①美国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科技创新，把海洋高科技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在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华盛顿大学、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等世界一流研究机构和部门里，汇聚了众多优秀的海洋科技人才，拥有最先进的海洋科研设备和充足的资金，使得美国在海洋科技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例如，美国拥有先进的海洋生态系统修复科学技术。②实现了海洋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由粗放到集约，由传统海洋产业向新兴海洋高科技产业发展，减少了炼油、化工等传统产业带来的一系列海洋生态环境问题。

四是重视海洋观测系统建设。对监测站点进行了精密设计，运用包括动物遥测、滑翔器等在内的多种新兴监测方式。同时，加强传感器研制、资料收集平台建设与资料管理，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海洋综合监测系统。

五是注重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和环保意识。①美国把科学知识与信息置于决策的核心，提出要加深对海洋的认识，持续地为管理和决策提供更多信息，进而提高科学决策水平以及应对各种变化的能力。②美国还进一步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宣传教育计划，对公众进行海洋环境保护教育，提高全民知识水平和环保意识。在政策、规划制定过程中，美国努力动员科学界、公众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其中。通过组织专家圆桌讨论会、地区性公开会议，建立专门的网站等方式征集和听取各界意见和建议。在一系列政策的影响下，美国公众的海洋生态保护意识不断加强，管理者对海洋生态环境与海洋经济发展的认识以及陆海分化的意识发生转变，进而促进了相应的海洋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执行。

3）加拿大

加拿大是海洋大国，三面环海，海岸线长达24万千米，为世界之最。进入20世纪中后期，随着工业化发展及沿海地区经济水平的提升，加拿大近海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部分海域面临着海洋环境污染、近海生境与生态系统发生退化的威胁。为此，加拿大建立了以海洋环境治理法律为基础、以海洋执法为手段、以预防性和可持续发展为原则的海洋生态安全治理模式，有效地推动了具有加拿大特色的海洋生态安全模式的发展，为国际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5]。其代表性举措如下：

一是制定海洋发展战略。2002年，加拿大水产海洋管理机构发布了《加拿大海洋战略》。该战略完善了加拿大渔业海洋制度，并将海洋可持续发展战略置于首要地位。此后，加拿大政府又进行了一系列部署，2005年发布了《加拿大海洋行动计划》《联邦海洋保护区战略》；2007年启动了《健康海洋引导计划》；2009年发起了《我们的海洋，我们的未来：联邦的计划和行动》。这些都是由加拿大政府渔业和海洋部、环境部和公园局等共同组织实施的，目的在于改善海洋气候与海洋生态环境。

二是健全海洋环境治理法律体系。加拿大的海洋立法有着悠久的历史。1868年和1869年，加拿大先后颁布了《渔业法》和《沿海渔业保护法》，以保护海洋渔业资源。1988年，加拿大颁布了《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是其核心内容之一。1996年，加拿大颁布实施了世界上第一部综合性海洋法律—《海洋法》。《海洋法》是一部管理海洋的基本法律，为海洋生态保护提供了根本性的法律依据。目前，加拿大海洋环境法律体系涉及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办法、海域内渔业的管理、海洋倾废物管理等方面。

三是推动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与发展。加拿大海洋保护区发展历史悠久，早期主要是沿海各省建立的地方性海洋保护区。目前，加拿大联邦海洋保护区网络由三大核心计划组成：①依据《海洋法》建立的海洋保护区，主要用来保护重要的鱼类与海洋哺乳动物栖息地、濒危海洋物种、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区域；②海洋野生动物保护区，重点保护多种野生动物，包括迁徙鸟类与濒危物种；③国家海洋保育区，主要用来保护海洋自然与文化遗产。除了上述核心保护区外，具有海洋成分的候鸟禁猎区、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也是联邦海洋保护区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2.国内经验(www.daowen.com)

1）厦门

守护碧海蓝天，夯实城市发展的后劲，是厦门城市管理的重大战略。在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厦门近年来连续取得重大突破，打造出了“厦门样本”，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是持续开展生态修复。2016年，厦门市观音山人造沙滩受到严重的油污染，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采用创新做法，委托第三方组织实施了生物修复工程，现场就地开挖微生物处理池，利用微生物对油污的吸附、包裹、降解作用，对受油污染的沙子进行修复处理。厦门的修复技术与施工工艺可为国内类似油污染问题的生态修复提供了借鉴。此外，海沧湾蓝色海湾整治工程作为厦门市海沧区实施的第一个蓝色海湾整治工程，工程全长6.4千米，总投资3.4亿元，主要建设包括修复红树林湿地，修建休闲广场、亲水护岸和亲水栈桥。该工程实施后，大大改善了湾区生态景观，为市民增添了良好的休闲空间，并被国家海洋局列为蓝色海湾综合整治示范工程。同时，在《厦门市九龙江—厦门湾排海污染物总量控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有效落实后，通过对陆源、溪流、海域的点源、面源、移动源多维度治理，厦门湾局部海域符合第一、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达890平方千米，占该海域总面积的69.1%，比年度目标值上升4.2%。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海域水质总体良好，沙滩岸线稳定，滨海景观水平整体提升，九龙江和九条溪流入海污染物总量有所下降。

二是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近年来，在厦门海域出游，常能邂逅美丽的中华白海豚。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华白海豚，在海域生态环境继续保持稳定态势的同时，厦门海域生物多样性状况继续保持相对稳定。多年来，厦门针对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积极探索，逐渐形成了以“规划引领，科技支撑，系统保护，执法有力，公众参与”为理念的保护区管理模式；主要保护物种中华白海豚、文昌鱼、白鹭种群稳定并逐步回升，栖息地生态环境得到科学修复和改善。厦门的保护区管理经验由此在全国范围得以推广。2017年，国家农业部渔业主管部门委托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组织编制并牵头实施全国《中华白海豚保护行动计划（2017—2026年）》，牵头发起成立了全国中华白海豚保护联盟。

三是创新海洋垃圾防治体系。海洋垃圾预报和处置，得益于厦门—旧金山“伙伴城市”合作机制的开启。厦门完善了海洋垃圾收集处置机构，制订了海洋垃圾应急处置预案，实现了溪流入海垃圾漂移轨迹和分布区域的预测预报。依托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厦门大学开展了海洋垃圾监测、评估与防治技术业务化的研究及示范应用项目，对入海垃圾尤其是微塑料垃圾做了细致的调查研究，从海洋垃圾的来源、种类、数量、分布特点等入手，分析恶劣气候条件下进入厦门海域的垃圾及其影响；建立了厦门海洋垃圾数据库，为开展海洋垃圾防治工作提供有力的基础数据支持；实现了每日对九龙江流域入海垃圾漂移轨迹、时间及分布区域的预报。厦门市还专门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长为组长的中美海洋垃圾防治合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为应对恶劣气候条件下海漂垃圾的应急处置，厦门市成立了应急处置协调小组。因此，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厦门探索，顶层设计有力，创新举措不断，综合治理成效斐然，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助力。

2）深圳

深圳市为了推进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同时落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历时四年，审议并通过了《深圳市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成为指导未来深圳海岸带地区保护与利用的总体性规划。这是深圳市首个在海洋生态环境方面的专项规划，是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优化陆海空间格局和统筹陆海资源配置的战略蓝图和行动纲领。该规划对于整个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是量化环保预期目标。《深圳市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确定了海洋环境质量、入海污染物控制、海洋生态保护与管理能力建设4个方面17项量化指标，作为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评价因素。同时，将17项指标分为纳入政府考核要求的约束性指标和作为规划实施评估依据的指导性指标。

二是将全市海洋空间根据环保预期目标进行细分。《深圳市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将深圳的海洋空间分为严格保护区、环境改善区、综合协调区、重点治理区四类。

三是对于全市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顶层设计。按照“陆海统筹、系统管理”的思路，统筹规划，首次提出了海洋生态红线分类管理要求，与陆域的基本生态控制线制度一起组成深圳全域生态空间管理基本制度。同时，制定了入海污染总量控制、陆域污染控制与减排、海上污染综合治理三个层面的规划策略，强化对海洋资源的保护与生态修复，将海洋资源利用与保护相结合。

3）青岛

近年来，以海洋为特色和优势的青岛市，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和产业升级，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的矛盾日益突出。青岛市对此采取了系列举措，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是强化陆源污染控制。深入推进工业污染防治，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雨污管网、污泥处置设施的建设和改造。到2020年，青岛市内三区和其他区市的城区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98%和90%以上，市内三区和其他区市的城区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分别达到90%、70%以上。同时，统筹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加强入海排污口、入海河流治理；开展入海水流清查、清理非法设置和不合理设置入海排污口，2020年重点河流水质全面达标。

二是强化海洋污染防治。清理整顿海水养殖污染，2019年底前，彻底清理整顿近岸海域非法和不符合分区管控要求的海水养殖，持续推进船舶污染防治，完善港口污染治理设施，推进沿岸及海上垃圾污染防治，加强陆源突发环境事件、海上溢油风险防范及海洋生态灾害预警与应急处置。

三是强化海岸带生态保护。2020年底前，青岛要完成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工作，加强自然岸线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活动，严格控制捕捞强度，达到国家、省级捕捞压减要求。

四是健全治理责任体系。青岛发布实施了《关于推行湾长制加强海湾管理保护的方案》，推行“湾长制”，创新海湾管理保护机制；梳理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措施清单，细化工作台账，进一步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建立责任单位联络表。下一步将按时协调、督办，及时汇总上报进展工作情况和发布工作信息，推进打好胶州湾及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攻坚战相关工作。

五是实施生态修复工程。青岛已经编制完成《胶州湾保护利用总体规划》，积极开展“蓝色海湾”“银色海滩”整治行动，推进“南红北柳”滨海湿地修复工程，组织胶州湾红岛南岸段、西海岸红石崖段和西翼段重点岸线整治修复。红岛东岸线、灵山湾岸线生态修复效果已初步显现。

六是提升海湾监管能力。青岛实施“智慧胶州湾”项目，建设胶州湾综合管理平台和大数据中心；整合优化胶州湾水质监测站位，推进胶州湾环境容量及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研究，进行了胶州湾多期遥感影像数据制作。

七是营造海湾保护氛围。青岛成功举办了以“海陆统筹、湾河共治”为主题的海洋生态文明专家行活动，加大海湾保护宣传力度，启动了胶州湾历史文化资源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