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士与商合流，经商与业儒融为一体，亦商亦儒的儒商已经开始兴盛。进入近代，在西方工业化的冲击下，在“千年大变局”的推动下，中国儒商的人数有所扩大，并最终形成了以张謇为代表的近代儒商群体。近代儒商群体的形成，除了前述的经济社会条件，还与当时重商思潮的兴起有关。重商思潮经历了商战救国和实业救国两个发展阶段，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儒商的发展。

（一）重商与商战救国思想

鸦片战争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掀起了自强运动，但现实是，列强施加的外侮依旧，中国权利的沦丧继续，特别是甲午战争的惨败，迫使人们开始更深刻反思，中国如何才能走向自强这一问题。这一时期，受西方重商主义的影响，包括郑观应在内的一些早期维新人士，开始摒弃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提出必须仿效列强“以商立国”“以商强国”，强调尊商、敬商，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走商战救亡之路。当时的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都有过相关论述。比较而言，郑观应的论述最为全面系统。

一是以商富国。郑观应认为，通商对富国具有重要意义。“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195]，所以，“盖西人尚富强最重通商”^[196]。因此，要学习欧洲各邦，“以通商为大径，以制造为本务”^[197]。由此，这一时期的仁人志士产生了“以商立国”“以商强国”的思想。

二是商战救国。因为富强在于商，所以，郑观应进一步指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由此，他明确提出商战思想：中国要与列强进行经济较量，必须发展中国工商实业，抵御列强经济侵略，这是争取自强的必由之路。其实，在郑观应之前，曾国藩、李国墦、薛福成等人都提出过商战思想，但都是泛泛而谈。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比较系统全面，影响深远。他指出，西方列强不仅以商富国，而且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而且以商为战。兵战是短暂的，而商战是持久的；商战是目的，兵战是保障。不仅如此，商战还是兵战的原因。他指出：“昔英、法屡因商务而失和，英迭为通商而灭人国。初与中国开战，亦为通商所致。”^[198]所以，国家之间的较量，最终是经济实力的较量。^[199]

三是尊商和敬商。若要以商富国、以商为战，就要尊商、敬商。所以，“振兴中国首在商民”^[200]，“故商人者，实立国之要素也”^[201]。“今之世界，商之世界也”^[202]，“我们经商的人，生在这西历一千九百余年，叫什么二十世纪实业竞争的时代，也真尊贵得很了……天下最有活泼的精神，最有发达的能力，能够作人类的总机关，除了商，别的再也没有这种价值”^[203]。正是在这种尊商、重商思潮下，商人的社会地位日益提升，经商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职业选择。这为近代儒商的崛起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条件。(www.daowen.com)

（二）重商与实业救国思想

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重商思潮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重商”向“重工”转变，“商战”向“工战”转变，“实业”逐渐浮出水面，实业救国成为重商思潮的核心。

一是商战转向工战。在中国近代重商思潮中，“商”的概念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工和商都包含在内的。所以，这个所谓的商，既不完全等同于中国古代之商，也不等同于西方重商主义时代之商。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人们逐渐认识到“工”的重要性。这一时期，郑观应认为，应该“以工翼商”。因为“若有商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204]张謇比较了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清政府洋务运动的成效差别后，他认为，外洋富强之本在于工。“方日本之始维新也，中国前清政府亦尝言维新矣。而收效迥异者，则以日本人能窥知西洋富强之由来，竭全力以整兴工业。中国但知西洋之有坚甲利兵，而竭全力以练兵，舍本求末，故至今犹陷于困境也。”^[205]日本人清楚西方富强的根本所在，所以全力整治和振兴工业。中国政府则只知道西方人强在坚船利炮，所以全力发展军事工业和武装军队，舍本求末，因此两者差别迥异，成效立见。基于这种认识，人们开始从商战转向工战。1906年，章京柏锐提出：“广兴教育，以培人才，以为工战之基。”“工战”口号的提出，表明商战思潮已出现一个重大的思想转折，即由重商向重工的思想转换。“重工”和“工战”思想对商人有着直接的影响。如1905年拟定的苏州商务总会《试办章程》指出：“农、工、商三者实相表里，今商界风气渐开，农、工尚少讲求，顾工与商尤有直接之关系，工以商为尾闾，商以工为源头也。……工固不可不重。”^[206]工战思想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近代工业是机器化大生产，而非单纯的商业流通。近代工业化思潮呼之欲出。

二是重工与实业救国。在工战思想的推动下，人们的主张也从重工向实业救国方向发展。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实业一词已经广泛流行。尽管实业首先是指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经营的近代工业，但这一时期所说的实业，并非仅限于工业，而是对农工商等生产和流通事业的总称。张謇认为：“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207]。而“实业之兴衰，关乎国势之存亡是也。”^[208]张謇和孙中山皆为“实业救国”论的力倡者。张謇认为只有通过振兴实业才能救国救民，“救穷之法惟实业”。^[209]为此，他提出著名的“棉铁主义”，试图通过重点发展棉纺织和钢铁业来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孙中山也认为，实业建设是救国的根本之道，“发展实业，乃振兴中华之本”^[210]。为此，他专门拟定了宏大的《实业计划》，拟通过重点发展铁路、公路交通和港口，全面发展中国经济，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张謇的“棉铁主义”与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互为补充，为中国的工业化和近代化指出了具体路径，是晚清以来重商思潮发展的高峰，也是“商战”“工战”和实业思想的集大成者。在商业启蒙意义上，张謇和孙中山的实业救国思想分别实现了商战思想、实业思想、救亡思想、改良思想、革命思想的大汇聚、大整合，初步回答了中国工业化和近代化如何实现的时代课题，为后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值得今人重视和反思。

总之，鸦片战争后，在重商思潮的推动下，随着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明清以来的儒与商、士与商、绅与商的融合趋势更加明显，近代儒商崛起。据估算，晚清仅绅商的人数就在5万人左右，相当于绅士阶层人数的3.3%。儒商与绅商有差别，但他们的共同特征则是“言商仍向儒”，“商”“儒”不分家。其中，尤以张謇等人最具有代表性。^[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