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出现了中国古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三次飞跃，推动了中华商道的兴盛，除了思想观念上的进步，关键还在于实行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相应政策制度。

（一）明朝时期有利于中华商道兴盛的政策制度

明朝建立后，面对凋敝的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传统农业经济以及市场经济恢复发展的政策和制度。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实行短期轮班服役，很大程度上恢复了手工业者的自由身份，有利于商品生产。第二，准许民间开矿冶炼，民矿生产蓬勃发展。第三，减轻商税为三十税一，增加免税品种。第四，裁撤税局十之有九，禁止向商人低价抑买官府所需商品。第五，设立官营仓库，供外来商人储货。第六，实行开中法，以利于商品流通的发展。第七，田赋货币化，扩大交换关系，有利于农产品商品化。^[135]

上述政策和制度，带来了明前期至宣德景泰时期市场经济的繁荣。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促进了国际贸易进一步发展。随着商品贸易的不断繁荣，商人财富也在不断地增加，出现了富豪聚集之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窑粟，其富甚于新安”。^[136]“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137]商业的繁荣及其财富的增长，吸引着各个阶层的人们竞相追逐于经商致富。官僚、士大夫也热衷于此。归有光说，徽州地区，“虽士大夫之家，各以畜贾游于四方”；黄省曾也指出，“至今吴中缙绅大夫，多以货殖为急，若京师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盐酤，其术倍于齐民”^[138]对农民而言，因田少、税重，转而经商者日多。“自四五十年来（指正德、嘉靖年间）赋税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逐末者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139]以至“富者皆弃本逐末，各以服贾起家”。^[140]原先种地的农民也纷纷离开土地外出经商。山西“民多商贾”，江南地区“吴民不置田亩，而居货招财”，出现了商业资本投资于生产的现象，形成了商人与生产者之间的自由雇佣关系，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明朝万历皇帝的中晚期，贪得无厌的统治者加紧了对商业的掠夺，遍设栏卡，重捐叠税，横征暴敛。结果是行旅艰难，市井萧条，机户改业，“佣工无所趋食”，特别是公元1433年的海禁政策，沉重打击了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使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摧残。^[141]

（二）清朝时期有利于中华商道兴盛的政策制度

清朝前期政权不稳，特别是为了防范郑成功的抗清力量，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和制造沿海无人区的迁界措施。同时，清朝慑于聚众而引发抗清运动，封禁矿山，限制东南城市丝织业发展，监视织工和市民活动，等等。这些政策使市场经济恢复缓慢，到康熙中期发展也还很有限。白银短缺，并因海禁恶化，致使流通中货币不足，物价下跌，市场疲软，交易死滞，给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142]清朝政权稳固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第一，开放海禁，停止迁界。第二，解除丝织业对于织机的限制，并减轻其税额。第三，实行摊丁入亩政策，赋税和地租货币化。第四，缩小官营手工业，民间丝织业、制瓷业等手工业发展迅速。第五，减免商税，鼓励粮食跨省贸易。第六，解除矿禁，白银供应得以增加。第七，发展对外贸易，低价白银大量流入，完全扭转通货不足的状况。种种有利的政策和制度的实行，促使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特别是赋税和地租的货币化，将农产品商品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时期，人口暴增至三亿之多，粮食生产远超明朝鼎盛时期，丝绸、蔗糖、茶叶远销海外，与此相应的古代市场经济也进入它的黄金时代。^[143]清朝诗人赵翼在《风气》中咏赞：“城多新样髻，窖有不时蔬。饮坊喧夜肆，游舫泛春渠。翡翠镶花钿，玻璃嵌绮疏。厨羹穷雉兔，灯事舞龙鱼。”^[144]更重要的是，商业资本在地区上、行业上、商业上与生产结合的形式上都比明朝有所发展，一度夭折的资本主义萌芽重新茁壮成长起来。(www.daowen.com)

但是，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也就是乾隆后期，盛世衰微迹象已显，中国文化活力枯竭，经济实力不进反退。嘉庆、道光年间，国力捉襟见肘，官吏贪渎，治理绩效极差。^[145]经济上的表现是财政收不抵支，剥削苛重，税赋增加，农民生活更加困苦，购买力萎缩，商品量减少。同时，清政府加强对矿业、手工业、沿海贸易的限制，加重商税，法外横取多于正课，清朝的盛景不再。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前的1820年，表面上，中国看似辉煌。当时中国的GDP占全球的份额达到了33%，超过了欧洲的27%。但是，实际上这一增长只是人口巨幅增加的结果，而人均GDP的增长从1700年就已经停止了。这与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麦迪逊的计算，1820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仅为欧洲的55%。^[146]这样看来，明清时代的市场经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清朝的黄昏时刻，却是西方的腾飞时刻。在商业利益的推动下，西方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洗礼，在商业革命、科学革命、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相互促进下，西方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挟带着“四大文明”的成果，用坚船利炮横扫天下，打造了一个殖民全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此时的清帝国，对世界文明的变化一无所知，闭关锁国又盲目自大，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再惨败于西方列强，一次次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偌大帝国被弹丸小国轻易击溃，中国的傲慢和自满心理受到毁灭性打击。^[147]再经八国联军的侵略和《辛丑条约》的瓜分，国破山河碎，内忧外患深，晚清仁人志士在“千年变局”下纷纷寻求救亡图存之道。

一是自强的洋务运动。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以及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运动派兴起，开始着手进行自强运动。洋务派继承了魏源等“经事派”提出的“师夷长技”思想，利用西方工业技术设立兵工厂和造船厂，实现清军的现代化。1870年，洋务派不仅希望现代军备工厂保卫领土完整，而且提出通过“商战”来恢复中国的经济主权。在此观念下，洋务派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械制造厂等一系列军用工业生产厂。另外，通过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洋务派兴办了轮船、铁路、电报、采矿、纺织等各种新式民用工业。如在上海创办了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推动了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但是，在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历时30余年的洋务运动破产。而官督商办的民用工商业深受官员的掣肘和侵占，私人投资者不断出逃，影响和打击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148]

二是救国的实业运动。甲午战争的惨败，激发了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张謇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企业家，希望通过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以拯救民族危亡。近代民族企业家，以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为基本依据，将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工商经营思想相融合，更加重视推广新式教育，更加自觉地追求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科学，更加强调缔造商人社团，实行商人自治，有着更为强烈的救亡图存意识。他们不仅积极兴办实业，还踊跃发起和领导收回路权和矿权运动，谱写了一曲近代儒商可歌可泣的实业救国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