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华商道及其十大商帮的兴盛，除了经济社会的原因，关键在于“士商”观念发生深刻变化。明代大儒王阳明提出了“四民异业而同道”的思想。^[119]另外，明朝的王献芝提出“士商异术而同志”的观点。^[120]而清朝颜李学派的王源更是重本而不轻末，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在政府六部中设立商部机构，统一管理全国商业事务。^[121]上述思想观念的变迁，对儒和商的结合产生了积极影响和推进作用。

（一）明朝时期中华商道兴盛的思想原因

明朝时期，人们对市场经济和商人认识更加深刻，超越前人的认识。王阳明提出了“四民异业而同道”的思想，而丘浚更进一步，不再从四民分业的角度看待商业，直接提出“民自为市”的思想^[122]，反对政府直接经营或者控制工商业，与民争利。丘浚认为，私人之间的市场自由竞争，就能使商品的价格、数量得到合理调节。他指出，“民自为市，则物之良恶，钱之多少，易以通融，准折取舍”，“其价自然不甚贵”^[123]，根本不需要人为地干预市场、平抑物价。他强调，包括盐在内的绝大多数商品要听任“民自为市”，允许私人自由经营。另外，丘浚认为，民自为市要与政府的适当调控相结合。私人自由经营，并不意味着对整个市场经济听之任之。尽管绝大多数商品可以放开经营，准许私商自由经营和竞争，听其自发调节，但谷物要有政府控制和掌握，以稳定和调节粮食价格。^[124]

黄宗羲也超越了原来的社会分工观点，反对工商为末的观点，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相比前人更有理论高度。“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125]他认为，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本来就不存在何谓本、何谓末的问题。本末不应该按农业和工商业来区分，而应该按某个行业是否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长来划分，凡是有利于社会财富增长的生产和流通，都是本业；反之，浪费和耗损社会财富的行业都是末业。

对于如何利商，丘浚、黄宗羲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丘浚认为，“谷于人为最急之物，而不可一日无者”^[126]，并且各种商品的价格“恒以米谷为本”。因此，为了使民自为市的活动顺利进行，国家必须从三个方面来保障粮价稳定：⑴根据谷物生产的丰歉情况，政府运用轻重敛散之术调节市场供求，实现“米价常平”。⑵建立谷物价格上报制度，以便政府及时了解谷物价格及其在各地的动态，可以随时采取措施，在各地调剂盈虚，平抑谷价。⑶国家要控制货币流通量，协调货币投放于谷物供求之间的关系。“务必使钱常不多余，谷常不至于不给”^[127]，货币的供应量与粮食供求相适应了，就不会造成粮价过大波动，使“其价常平”。黄宗羲认为要界定浪费和损耗社会财富的末业，把奢侈品和有害物品行业视为末业。此外，反对田税之外的税收，即使是田税，也必须减税，按十一税率征税。^[128](www.daowen.com)

（二）清朝时期中华商道发展的思想原因

清朝时期人们对市场经济和商人的认识继续深化。唐甄认为，商品生产和流通具有创富作用，不再是农村自然经济组成部分的副业，而是“操一金之也，可致白金之利”的商品生产、专业经营。^[129]之所以能一本百利，是因为这种生产是通过市场服务于社会的生产，“此藉一室之富可为百室养者也”。^[130]有些商品生产者或雇佣十余人、或雇佣百余人进行生产，明显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主。王源认为，民分为士、农、军、商、工，一改将商居于末的传统，既反映他的重商倾向，也反映了当时商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提高。不仅如此，王源将商与农相提并论。“嗟夫，重本抑末之说固然，然本宜重，末亦不可轻。假令天下有农而无商，尚可以为国乎”？^[131]将农商同视为立国之本。重商是王源经济思想的一大特色。

至于如何利商，唐甄认为，要听民自利，即市场调节是利商富民的根本途径。他认为财富的产生和增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海内之财，无土不产，无人不生，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132]，这一过程不需要国家插手。国家应该做的，就是听任这一过程的自然进行。因为，“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133]。俨然是斯密之“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当然，王源非常重视政府的利商政策：⑴革除就货物征收过往关税的重税，实行以资本的盈利额征收商税，且仅对盐、茶、酒等少数商品实行按物征税的制度。⑵政府要重视商业，加强对商业的管理和保护，设立专管商业的“大司均”。^[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