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是我国商品经济以更大规模向前发展的时期，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商品流通网络，商人资本开始进入生产领域，对生产过程进行直接控制。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萌芽，出现了中国古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三次飞跃。相应地，儒商兴盛，出现了“士与农商常相混”的局面，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帮”，如徽商、晋商、陕商、浙商等著名的十大商帮。这些商帮纵横全国，促成了商人群体的形成，有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商人的自由发展。

具体来看，明清儒商之所以兴盛，存在着经济社会方面的现实原因。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科学技术开始运用，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产品不断丰富，这为商业兴起提供了前提。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先进纺织技术的推广。自黄道婆向中原地区推广先进的纺织技术，中原地区纺织水平大为提高，棉纺织制品大量增加，刺激了贩运商人的大量涌现。随着商品贸易的不断繁荣，商人财富也在不断地增加，“资本二三十万的还只算中等商人，多的竟达百万，至于富达千万者也不是个别的”。^[114]巨商大贾的社会示范效应，商业利润的巨大诱惑，促使社会上经商的人越来越多。明朝中叶以后，全国上下都生活在一种经商致富的氛围之中，上至皇亲贵戚下至贩夫走卒无不热衷经商致富，就连皇帝都向往商人生活。明朝正德皇帝在北京、临清等地开设许多商铺，自己还装扮成商人在店中与人讨价还价，体验商业活动。官僚、士大夫经商更是比比皆是。“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近而广之十郡，远而东西两洋，无不有也”。^[115]军人也不甘落后，非法经商，农民也“多去本求末，以商贩为利”。山西“民多商贾”，江南地区“吴民不置田亩，而居货招财”。总之，当时全国上下一派经商风气，经商逐利成为一股时代潮流。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在商业厚利的引诱下，一些儒士也不再甘守清贫寂寞，转而投身于商品经济大潮之中。

二是制造业的兴盛。明朝时期，诸如纺织、冶炼、制陶等制造业加工，技艺提升，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就纺织业而言，官方纺织业分布全国，同时民间纺织业竞相发展。以苏州盛泽镇为例，大家小户，人为杼轴，“以其工巧”“衣被天下”。同时，各地均有其特产纺织品，而且分类众多，有丝、绢、绫、罗、绸、缎、锦、绒、纱……，单在“罗”这一类，即可有五六十种专项产品。各以地易，成为专业的产品。同样，冶炼业也极其发达。当时已经使用了竖炉熔炼、焦煤生产以及世界上功率最佳的大型风箱助力。^[116]令人赞叹的是，明朝发达的生产制造业及其工艺水平，都记载在《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著作中，成为明朝制造业兴盛的最好证明。对此，许倬云指出：“综合观察明代中国的工艺水平，盱视当时的其他文明。”^[117](www.daowen.com)

三是明清科举之路越走越窄。明中叶后，人口不断增多，相应读书的人数也在不断递增。“据统计，明朝初年全国生员有3万人，到了明朝末期生员则达50万之众”。^[118]与生员不断增加相冲突的是，科举选拔官员的名额却没有增加，读书人考中举人、进士的机会越来越小。大批读书人屡试不中，考生越积越多。面对仕途的渺茫，一批读书人迫于生计，开始放弃科举，步入商业领域。相对于仕途的难进，从商就相对容易获得成功，“士而成功者十之一，贾而成功者十之九”。科举做官道路难以走通，而经商致富之路宽广宜行。另外，这一时期抑商政策基本废置，专卖制度范围已经很窄，加上虽儒而贾，但贾而好儒，“非惟良贾，亦且良士”，商人道德提升，地位上升，所以明清社会就出现儒士“弃儒就贾”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