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商品经济及其中华商道的发展，不仅得益于思想观念的变化，也得益于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及其制度。

（一）唐朝时期中华商道发展的政策制度

汉朝后，中国进入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割据时期，国家的分裂、田庄经济的强化、税赋的实物化、税敛繁多以及逼遏商贾，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隋唐一统天下，特别是唐朝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制度，几经波折的市场经济又得到一个向上发展的机会，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这些政策和制度包括：⑴健全币制，免征关税。⑵实行均田制，扶植个体经济。⑶减轻劳役，放松对手工业者的控制。⑷兴修水利，畅通交通。⑸开垦荒地，改进工具，提高技术。⑹政府加强对商品质量、规格、度量、物价的市场监管，以及强化对市场管理者营私舞弊的惩罚等措施。上述措施，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相应地也加快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甚至产生了便利交易的“飞钱”这一早期汇兑制度。

有利的商业政策制度促进了唐朝商品经济的发展。盛唐之时，长安发展成为国际性商业都市，“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的盛况复见于大唐。另外，农业渐进商业化，促进了国家和家庭内部生产的专业化，出现了专门以交换为目的的规模化商品生产，以及商品种类繁多的区域化和全国性的市场。^[96]海外贸易繁荣，出现了丝绸之路的盛景，促进了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

但是，唐中叶以后，土地兼并日炽，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崩溃，田庄经济日兴，加上安史之乱，市场经济凋敝。唐朝后期实行两税法，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但藩镇割据，特别是均田制、租庸调制崩溃，复征关税，以及病商政策层出不穷，市场经济发展受到极大限制。(www.daowen.com)

（二）宋朝时期中华商道发展的政策制度

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虽因辽和西夏的对峙，全国并未统一，但是在100多年内，中国社会相对稳定，劳动力增多，生产经验积累，自耕农增加，商品性农业扩大，手工业更加兴盛，为市场经济新的飞跃创造了必要条件。此外，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利商政策和制度，使得市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些政策和制度包括：⑴采用“和雇”“招募”政策，减少对手工业的束缚。⑵劳役货币化，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⑶减免税赋，行“恤商”之政。⑷取消坊市分设，突破唐代对商业活动地点、时间的限制。⑸宋代商人不论在服饰穿着上，还是在户籍编制上，都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束缚和限制，获得了人格尊严。特别是宋代商人开始享有入仕资格，这成为社会地位提高的最显著体现。尽管这些挤进仕途的商人大部分是财势雄厚的大商人，而中小商人一般很难挤进仕途，但是中小商人的经商活动受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同样体现了社会地位的提高。^[97]⑹尊重私人合同的效力，保护私人的产权。^[98]

宋朝的利商政策及其制度技术进步和商业革命。^[99]宋代市场活跃，买卖通宵达旦，庙市、百货市场等专业性市场大大发展起来，摊贩、沿街叫卖货郎活跃于市场，《清明上河图》就生动刻画了这种繁荣的景象。对于世界而言，宋代的科技发明是世界文明史上最令人震撼的事件。1620年，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写道：印刷术、火药（宋代进一步改进了火药）和指南针，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再次在航海方面，改变了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样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名人，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100]斯塔夫里阿诺斯更是明确地指出，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出自中国。但遗憾的是，不像在西方，商业革命和技术进步都未能给中国带来彻底改变社会的革命性影响。^[101]这些科技为16世纪西方的兴起和全面领先世界、殖民世界创造了重要条件。另外，由于指南针、带有可调中心垂直升降板的平底船，以及代替竹帆的布帆等航海技术的发展，国际贸易获得长足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开放的港口贸易从南向北发展。中国人大规模从事海外贸易，不再依靠外国中间商。同时，出口的商品大多是制成品，进口的商品则多半是原材料。冶铁中心佛山、陶瓷中心景德镇、商贸中心汉口和朱仙镇等数十座以商业为主的大城市崛起。^[102]这是一场对整个欧亚大陆有着重大意义的商业文明事件。^[103]“宋朝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104]南宋时期行业多达440个，商品种类繁多，绝大多数是日用必需品。商业已开始改变其为少数人服务的狭隘性，这是宋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进步表现。由于市场经济的繁荣，宋代的金银匠、钱商、当铺老板，以及茶引、盐引等汇票和商业票据的交易兴盛起来^[105]，还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但是，南宋后期统治者加重剥削，阻碍了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尽管南宋统治地区不到北宋的三分之二，但朝廷的剥削收入却相当于或超出了北宋，特别是从商业方面以及通过商业方式掠夺来的货币收入，成为南宋政府财政收入猛增的主要因素。具体盘剥手段有：一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南宋后期，纲纪紊乱，商税苛繁，衣食住行无所不征，正税之外，连行人穿的衣服、背的行囊，空回的船、食用的米菜，都要征税，甚至私设税场，随意加税，民不聊生。^[106]二是扩大商品专利范围。除了传统的盐、酒专利，又增加了茶、矾、香税，实行专卖制度，苛征商税，且屡次调高税率。另外，货物交易、金钱出纳要加征经制钱、总制钱等附加税。商税苛繁，税场成为“法场”。^[107]三是和籴、和买的剥削。和籴、和买本来都是官家通过商业方式从农民手中购买，但这时却变成不出钱的赋税，给农民加上了沉重的负担。四是滥发纸币引发严重通货膨胀。北宋出现交子纸币，仅在部分地区使用；但南宋时期，出现了淮交、川引、会子等纸币，并在各地广泛流通。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官府不备本钱，滥发纸币，且无法兑现，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更为严重的是，通货膨胀导致币值下跌，物价上涨，财政收入虚增，赤字无法平衡，结果就再发纸币，物价再涨，形成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使农民、工匠、小商人生活困顿。社会经济陷入崩溃的绝境，腐朽的南宋政权到了覆亡的地步。^[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