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实行的与重农抑商思想相对应的政策制度，尽管其效果不彰，而且无法持续，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导致秦汉时期中华儒商和中华商道处于潜行状况。

（一）秦帝国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及制度

具体来看，秦帝国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及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加强过去秦国发展个体农业经济的政策，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特别是对新开垦荒地的永久占有权。另外，对于向地广人稀地方的移民给予优待，在一定时期免除徭役。这些政策有利于农业发展。二是实行“上农除末”政策，在征收徭役上加重商人负担，并将六国的富商作为打击对象，迁徙到边远地区。但是，对于秦国本土的富商却给予照顾和荣誉。比如对从事畜牧业及商业经营的乌氏倮，令其“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对经营丹砂矿的巴寡妇清，“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他们都是以富“礼抗万乘，名显天下”。^[83]这样看来，秦始皇对待富商并非是一概排斥的。他打击六国富商，可能更多的是从政治上考虑。但不可否认的是，秦帝国的重农抑商政策抑制了人数众多的小工商业者。^[84]三是加强官商。总体来看，秦朝时期对于商人和私商的态度是，排斥商人但不废除商业，排斥私商但不排斥官商，所以，采取的是抑商人而存商业、退私商而进官商的政策。在限制中小工商业的同时，加强官营商业的发展，甚至官营商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具体来看，第一，政府专门规定了“关市律”和“金布律”，对官营工商业现金收入严加管理。第二，扩大官营范围，从粮食、衣着、畜类到陶、木、铁器，官家都在经营。第三，继续实行廪衣廪食制度，对吃官饭人家加强管理。^[85]上述措施对中小工商业者排挤打击较大，但是，在官营工商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商品价高质次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86]

（二）汉朝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及其制度(www.daowen.com)

秦灭汉兴后，汉高祖刘邦又发布了“贱商令”，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不得操兵器”，“子孙不得为吏”，并以“重税困辱之”。前面说过，在汉朝初期，这些抑商政策很难实行下去。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抗击匈奴，甚至出现剥夺富商财富以充国库之需的情况，抑商政策才得以严厉执行。但是，正如前面说过的，汉武帝时期抑商人存商业，退私商而进官商，近因是为了筹措军费，抗击匈奴；远因则是为了打击富商大贾，抑制兼并。具体政策是：一是改变了汉前期的开放盐铁官营、铸币权给民间的经济放任主义，实行以盐铁专卖为核心的抑商政策。二是推行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是指，官府利用各地的贡赋收入作底本，进行某些大宗商品的地区间远程贩运贸易，以调剂物资余缺。平准法是指，由官府来吞吐物质，平抑物价。平准是调节商品价格，均输是调剂物质余缺。前者管理零售市场，后者掌管批发环节。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基础，构成了统一体系。平准法和均输法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商人的投机和兼并活动，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了。^[87]

综上所述，因为思想观念和政策制度的原因，秦汉时期儒商的发展相对沉寂，处于潜行状态。这一时期既没有出现先秦时像子贡、范蠡、白圭那种杰出的代表人物，也没有形成群体性的儒商现象。尽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正统思想，备受推崇，士被列为四民之首，享尽尊荣，但是，商人被列为四民之末，成为社会底层，备受歧视。这样，儒与商成了社会荣辱的两极，两者的结合当然就非常困难了。因此，儒与商的分离，儒商的潜行就是必然的了。

但是，秦汉时期儒与商并非完全没有结合，中华商道及其儒商的发展也并非就此中断了，只不过处于潜行状态而已。汉武帝之后，儒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经统治阶级的大力宣传与弘扬，逐步成为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思想意识。由于儒家核心价值观与老百姓生活的一致性，它逐步成了老百姓自觉的生活准则和文化传统，自然也会对商人特别是中小商人产生很大影响，产生了一些运用儒家核心价值观指导自己经营的“良贾”“义商”。如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载的“贤人致富者”：冶铁的卓氏、程郑、孔氏、曹邮氏，盐商刁间，粮商任氏，牧商无盐氏，等等。另外，《后汉书》所记载的“享有义声”的卜式、韩康、任暇等人，他们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力求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把义与利结合起来，贤而致富。中华商道在他们当中存续并发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