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的思想，是秦汉时期中华商道及其儒商潜行重要的原因。但是，在秦汉时期，相关的重农抑商政策都没有能够严格持久地实行下去。^[65]秦国统一天下之前，商鞅实行变法，变法重点是重农抑商。秦始皇建立帝国，依然遵循了这一思想。当然，要指出的是，抑商并不是废商和轻商，而是抑商人存商业，退私商而进官商。^[66]汉朝初期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但同样没能持续下去，没几年就“驰商贾之律”^[67]。真正严厉的抑商政策开始于汉武帝时期。

（一）秦王朝时期中华商道潜行的思想原因

秦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思想是有其根据的。商鞅认为，富强是治国的目的，而富是强的基础，“国富者强”。^[68]但是，只有重农才能富国。“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69]集中力量搞农业，才能使国家富足。另外，商鞅还认为，秦国要长期实行农战政策，才能成就强国霸业，统一天下。而农是农战的基础。一是战争所需军粮和其他重要军用物资，都要农业来提供。二是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安土重迁，易于驱使，是兵员的基本来源。因此，如果农业凋敝，农民流散，战无以支撑，必然处于劣势，以致败亡。基于富强和农战的目的，商鞅把农业称为“本事”，而把工商业看成“末业”，提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70]所谓事本禁末，就是勤于农耕，限制工商业的发展。禁，这里是限制之意，而不是禁止之意。事本禁末，国家才能富强，而从事农业生产者越多，国家就越富强。客观地说，这种认识符合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71]

事本可以富强，而逐末则会影响富强。商鞅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诱使农民脱离农业，“怠于农战”。因为“商贾之可以富家，技艺之可以糊口”，农民“用力最苦而赢利少”，“则必避农”。^[72]另外，商鞅还认为商会害农。因为，“食贱则农贫，钱重则商富”^[73]，造成“农困而奸劝”。^[74]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商鞅对商业的作用是肯定的。他认为，“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并且“农、商、官，国之常官也”。这是说，商可以通有无，并且和农、官一起，是必需的职业。因此，商鞅并不是要禁止工商业，而是“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75]，即要限制工商业人数，尤其是要限制中小工商业者。(www.daowen.com)

（二）汉王朝时期中华商道潜行的思想原因

汉朝时期，贾谊是重农抑商思想的代表。贾谊认为，重农抑末才能富安天下。对此，贾谊提出了积贮理论。贾谊认为，富安天下的“富”，就是指国家和个人储备较多的剩余产品，主要是粮食，这种储备就叫作“积贮”。“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76]因此，国富而强，“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77]至于民富，贾谊认为，“以末予民，民大贫，以本予民，民大富”。^[78]所以，只有重农抑商才能国强民富。之所以末贫而抑商，是因为“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79]所以，贾谊是主张重农抑商的。另外，当时的现实令贾谊忧心忡忡。因为，“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尤可哀痛”，^[80]国家和个人的储备都少得可怜。贾谊一则担忧百姓遇天灾，卖儿卖女；二则担忧国家遇兵旱之灾，无以为救。之所以出现这种现状，贾谊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上面所说的，背本趋末而食者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奢侈之风日长。要解决奢侈之风，关键在于制定制度。“去淫奢之俗，行节俭之术，使车舆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数”。^[81]

那么，如何改变当时背本趋末的情况呢？贾谊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方法：一是驱民归农。这就要变无为政策为有为政策，实行国家强制干预，使“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二是控制货币。贾谊认为，改变“除盗铸令，使民放铸”的政策，就要实行“上收铜勿令布”的政策。贾谊认为，收紧民间铸币，不能简单地禁止民间铸币，而要控制铸币的材料，将铜收归国有，从而杜绝民间铸币。贾谊认为，国家控制货币，可以获得七福。这七福概括起来是三个方面：第一，可使货币稳定，有利于户籍秩序和等级制度的稳定，以及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第二，政府可以利用掌握的货币，调节物价，控制市场，并可直接从事商业经营活动，不仅可以调节供求，而且可以赢利，增加财政收入，打击商人的投机活动。第三，有利于利用经济手段与匈奴贵族作斗争。^[82]此后，贾谊的重农抑商思想成为西汉时期的主流思想，无为放任政策发生了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