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中华商道之所以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这是经济基础；二是儒家思想脱颖而出的主流地位，这是思想基础。这两者必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才可能推动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华儒商和中华商道的形成。

（一）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商道产生的经济基础

市场经济并非近现代社会的经济现象。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西方还处于农奴社会，中国就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了。^[4]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推广，牛力垦种的使用，耕作技术的改进，水利灌溉的发展，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特别是工商食官的现状被打破，自由商人崛起，山泽之利开放，土地买卖自由，以及城市兴建，交通开辟，各诸侯国争相支持工商业发展；另外，对外贸易发达，丝织品远销至波斯、印度和希腊^[5]，为市场经济的兴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出现了中国市场经济的第一次飞跃^[6]，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7]，这为有德之商脱颖而出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说到自由商人的崛起，其意义非凡，这可是中华儒商产生的关键。相比秦汉及其之后历朝历代实行的重农抑商的政策，这个时候的商人和商业的确处于自由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人们的职业选择，特别是从商之路可以说相当自由，既可以由商而儒、由商而仕，也可以由儒而商、由仕而商，造就了至今令人景仰的商圣、商神、商祖，以及其他儒商。其实，春秋时期大名鼎鼎的齐国丞相管仲，也是由商而仕的。所以，他成为齐国丞相后，开始不遗余力地大力推动工商业的发展，打造了一个国富民强的齐国，成功地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中的第一霸。

另外，还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推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为了争霸，像齐国、郑国、卫国等国都采取了鼓励工商的政策。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商品交易活跃，城市市场繁荣，大批自由商人，南来北往于各国之间，财货不绝，流转于城市之中。从商业物质文明角度看，当时的商品极为丰富，市内店铺林立，城市繁荣，生活便利。相传齐国相国晏婴之宅近市，声音喧闹，有人劝他换个新居，他以“朝夕得所求”，买东西方便为由，予以谢绝。^[8]各国都城成为繁华之地。“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9]可见当时的商品经济之繁荣。

（二）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商道产生的思想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诸子并起，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思想大解放、文化大发展、文明大创造的黄金时期。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脱颖而出，成为显学，但当时并非主流。随着孔子大量授徒讲学，“贤者七十二，弟子三千”，同时又周游列国进行传播，儒学在当时影响不断扩大。孔子之后，通过其子弟和再传子弟的不断传播，儒学的影响更加深入到社会之中。相应地，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理念，成为道德规范，得到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同，对人们的社会行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也必然影响到人们的经商行为，使商品经济打上儒家文化的特色，逐步孕育出了一种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儒商。

那么，什么是儒商呢？所谓儒商，就是以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核心价值观指导自己事业的商人，即所谓“以儒术饰贾事”者，体现了以儒行商和以商行儒的统一。儒商在春秋、战国之际虽已出现，但儒商一词出现得比较晚。当时，人们可根据工商业者的道德品格，把道德高尚的商人称为“诚贾”或“良商”。《管子·乘马》指出：“非诚贾不得食于贾”^[10]，即认为缺乏诚信的商人是无资格从事商业活动的。《战国策·赵策》亦指出，“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贾，而谨司时。”^[11]这是说，品德高尚的商人从不与人斤斤计较买卖价钱，而是善于观察和把握商机。司马迁则根据先秦商人的品德高低，把他们分成“廉贾”与“贪贾”，指出“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所谓贪贾，是指贪得无厌的商人，一年长途贩运三次，高价出售商品，以获取厚利；所谓廉贾，即有良贾，一年长途贩运五次，多跑多销，只获薄利，故“廉贾归富”。^[12]所以，先秦至汉初，人们把有道德有智慧的“儒商”赞誉为“诚贾”“良商”或“廉贾”。直到明清时期，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人们开始冲破“重农抑商”和“右儒左贾”的思想壁垒，开始从“重农抑商”“四民相分”的人生价值观向“工商皆本”“四民相混”的人生价值观转变。正是在这种人生价值观念的转变中，大批士大夫投身于工商业中，出现了“弃儒就商”或“弃农就商”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十大商帮，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徽商、晋商。徽商、晋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或由儒而贾，或由贾而儒，都能自觉地把儒家的智慧和伦理道德同工商业结合起来，提出了“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念。相应地，至明嘉靖、万历之际，出现并流行“儒贾”“士商”说，到清顺治、康熙才出现“儒商”说。^[13]

关于儒商的概念，杜维明先生有一个界定。他认为：“儒商是企业界的知识分子，他不仅是个企业家，他还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在发展企业的同时也关心人类文明的进步。儒商也许在经营上不是效率最高的商人，但他们能成为商业界的领袖人物。”^[14]无疑，杜先生对儒商的界定非常精当。为了简便，这里尝试进行新的概括。所谓儒商，是把以儒行商和以商行儒相结合的商人。儒商不仅要以身发财，更重要的是要以财发身，是两者的统一。相应地，中华商道就是儒家仁义礼智信等伦理思想同商品经济融合的产物，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所遵循的原则和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

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认识儒商的本质。儒商本质，就是中华商道的本质。所以，认识儒商本质，就要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本质。这在第二章分析过。楼宇烈认为，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文化最根本的品格和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15]同样，以人为本也是儒商的本质和核心价值观。在儒家思想中，“仁”是最核心理念，“义、礼、智、信”则是“仁”的充分反映和展开。所谓“仁”，就是“仁者爱人、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在西周就得以确立^[16]，并在儒家学说中得到传承、丰富和发展。所以，正如前面所论证的，以人为本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和品格，也是儒商及其中华商道的根本精神和品格。如果说，以人为本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一项重要贡献^[17]，那么，以人为本的中华商道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一项重要贡献。

以人为本的中华商道具有丰富的内容。如“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商道精神；“以义取利、见利思义”的义利精神；“非诚贾不得食于贾”的诚信精神；经世济民的家国天下情怀；互惠互利的商业智慧；贵群合作的集体精神，等等。简而言之，中华商道蕴涵的人本观、义利观、诚信观、创新观、集体观、家国观，赋予中国商业文明独特的精神气质，推动了中国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使中国在19世纪以前始终领先于西方世界。1620年，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写道：印刷术、火药（宋代进一步改进了火药）和指南针，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再次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样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名人，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18]遗憾的是，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对中国的震撼远不及西方。这些科技为16世纪西方的兴起和全面领先世界、殖民全球创造了重要条件。但是，以人为本的中华商道具有超越性的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动了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经济发展和崛起，对于唯私利是从的市场经济及其失灵问题具有重大的矫正作用，是今天我们应当也必须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中华文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孔子等儒家的治国理政思想，特别是深刻的市场经济思想，如四民分业的分工思想、恒产恒心的产权思想、物情之辩的价值思想、惠而不费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等等，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市场的繁荣、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后来又影响了近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如法国的经济学家魁奈就深受儒家经济思想的影响，被称为西方的孔子。而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又深受魁奈经济思想的影响。所以，有学者认为，孔子的思想深刻影响了近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19]所以，下面将具体分析一下儒家的经济思想。

（三）丰富的儒家经济思想

这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儒家的经济思想：恒产恒心的产权思想、四民分业的分工思想、物情之辩的供求规律和价值思想、惠而不费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1.恒产恒心的产权思想(www.daowen.com)

恒产恒心思想深刻揭示了产权的重要性。商品交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有了社会分工和生产物的剩余以后才逐渐产生的。商品交换的实质是产权的交换。一般而言，产权界定明晰，自由交易会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因而，产权的存在和明确可以减少纠纷和更有效地运用资产。明确的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20]，这种思想正是儒家思想的主流观点。《孟子·滕文公上》指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21]好的治国方略，是从界定土地产权开始的，这是实行仁政的前提。这样才能定纷止争，如《商君书·定分》所说：“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也，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22]因此，孟子强调，“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23]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在今天尤为重要。正因为如此，201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有恒产者有恒心，经济主体财产权的有效保障和实现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当然，产权重要，公正界定产权更重要。这是荀子的贡献。荀子认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合，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24]公正（义）界定产权（利益），是人们彼此尊重产权的关键，是人们经济合作和形成合理经济制度的基础。

2.四民分业的分工思想

商品交换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有了社会分工和生产剩余后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市场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的第一次飞跃。与之相应，人们对社会分工及其经济发展的认识逐渐深入。《史记·货殖列传》：“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25]《六韬·文韬》：“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26]管仲认为，商是社会基本分工之一，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观念。他认为，商人对于国家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无所作用的人，他们居不则乡，事不选主，买进卖出，谋利的同时使得商品得以流通，国家税收成倍增长，朝中上下的消费得到满足，君臣上下的关系因此融洽，贫民也因此有了更多就业机会。所以，管仲指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27]在这种观念下，“以粟易械器，以其械器易粟”，城乡的商品经济获得第一次飞跃性发展，城市间的商品交换更是占据主要地位，各国都城成为繁华之地。“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28]不仅如此，商品经济的发展还事关治国理政的大业，晏子认为：“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29]士农工商各守常业，就能巩固统治。可见，商业作为一个重要的分工，其盛衰和国家强弱息息相关。

3.物情之辩的供求规律和价值规律思想

春秋时期，私营工商业兴起，工商食官退居次要地位，市场经济得到飞跃性发展，人们对市场的规律有了一定认识。

一是对供求规律的认识。子贡被称为儒商鼻祖，孔子赞其“亿则屡中”，以至“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30]“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31]子贡意识到商品价格的升降和商品供给数量之间的关系，以此预测市场供求状况，贱买贵卖，转易取赢。范蠡运用计然之策，形成了“积著之理”，通过“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32]，预测商品供求的长期变化，“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33]，十九年三致千金。

二是对价值规律的认识。《孟子·滕文公上》：“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商品的价格不一是由于商品的“情”不同造成的，“情”也就是“实”，是和“名”相对的。可见孟子是把商品的价格看成“名”，而认为它是由商品内在的“情”决定的。这个“情”，又是什么？有人说是使用价值，这看来不是。孟子说：“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巨屦、小屦的差别，并非使用价值上的差别，因为大鞋、小鞋的使用价值是不可比的，可比的只是量上的差别，大小的差别。我们知道，这种差别是价值上的差别。孟子的这个论点，表明他已经触及商品的价值问题。这就比那种认为商品的价格是由供求决定的理论要深刻。当然，这个“情”，也就是价值是什么，孟子没有讲，他也不知道。马克思曾经指出：“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34]而孟子把商品的价格或价值看成是由商品内在的“情”决定的，并认为这种“情”有着倍蓰、什百、千万的通约关系，同样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孟子和亚里士多德一样，由于他所生活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发现成为通约关系的基础的东西由什么构成。但可贵的是，孟子强调，如果人为地强行统一物价，不允许价格随着物的“情”的不同而变化，就会造成“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可见孟子是非常重视合理价格在治国中的作用的。

4.惠而不费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思想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春秋时期重商思想及其政策是主流。一方面，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思想；另一方面，坚持和发展了政府对市场监管的思想。

一是坚持市场配置资源。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35]孔子用天不言，而四季照样运行、百物照样生长的现象作比喻，向学生阐释一切规律、法则皆无言而自化。由此观之，就经济发展而言也是如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通过资源交换以互利，既有效配置了资源，又促进了大家的福利。对于儒家的这种观念，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36]当然，司马迁也并非自由放任主义者。所以，他也指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37]这是说，掌权者最好顺应经济发展，由市场配置资源，听任人们从事追求利益的经济活动，不与民争利；但是，也要“利导之、教诲之、整齐之”，甚至要“严削之”。所谓“利导之”，就是在听任人们从事追求利益的活动的前提下，国家以一定的政治经济利益来引导人们从事某些经济活动。所谓“教诲之”，就是要采取说教的办法来引导人们从事某些经济活动。所谓“整齐之”，就是要由国家采取行政、法律手段，干预经济活动，对私人的经济活动加以调节和限制。而“严削之”，是因为“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38]这是说，对于背弃根本，虚伪狡诈，以及从事违法活动获利的人，是不能依靠“教诲”的，只能采取措施严加管理。

二是政府监管市场的思想。第一，有效管理，惠而不费。孔子认为：“因民之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这是说，政府顺应人民追求利益的行为，不做过多的干预，百姓就可以得利，而政府就能惠而不费。当然，政府也要发挥其规范市场的积极作用。孔子为政，就曾整顿市场，禁止市场欺诈行为。“粥羔豚者弗饰贾”，就是其重要政绩。第二，轻徭薄赋，取消关税。《孔子家语》中说：“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39]，主张将十二税率减为十一税。不仅如此，孔子反对置关收商税，认为置关收税为“不仁”。可见，孔子对商业并不轻视，对经商求利也是认可的。管仲、孟子等人基本上遵循了上述扶持商业的思想和政策。《孟子·公孙丑上》：“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40]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41]管仲实行盐铁等重要资源产业的官营，在此基础上，设市场、铸钱币、修道路、设驿站、建宾舍、便关市、减赋税，吸引各国的客商。同时强化市场的有效监督，加强商品质量的制度监管。管仲的上述政策既有利于加强官营工商业，也大力发展私营工商业；既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作用，也加强政府的宏观监管，促使齐国民富国强，并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

（四）春秋战国时期有利于中华商道的政策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城市里有固定的交换场所，设官管理；市内列肆成行，分置商品归类；因民之利而利之，政府监管“惠而不费”；税赋方面，轻徭薄赋、取消关税；重视盐铁官营，但大力发展私营工商业；重视对外贸易，丝织品远销至波斯、印度和希腊。^[42]更为重要的是，一些诸侯国制定了促进商业发展的法律。如春秋时期郑国名相子产制定了保护商人利益的《质誓》，并将其镌刻在青铜器上。《质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保护商家利益的法典。“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43]，这是子产保护商人利益的名言，体现了政府对商业利益保护的坚决态度，有力地促进了郑国商业的发展。郑国多贾，乃至鼎盛。而“子产为相，市不豫贾”^[44]，得以名传至今。甚至有人认为，《质誓》是保护私有财产的重要法典，其贡献不亚于《汉谟拉比法典》，它们都是今人研究市场经济法治化的重要史证。^[45]所以，当子产去世后，郑国商人如丧父母，哭之于市。^[46]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魏相李悝集诸国刑典而制作了《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这六篇就是六个方面的法律。“盗”律主要是关于财产保护的法律，贼律主要是关于人身安全的法律，囚捕两律主要是关于刑事诉讼和狱政的法律，杂律主要是关于治安、行政和等级制度的法律，具律主要是关于定罪量刑的轻重衡量的法律。《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从秦汉至明清，以《法经》为基础，中国法律体系有许多变化和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影响深远的中华法系。^[47]当然，尽管《法经》提出了“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原则，但是，因为皇权凌驾于法律权威之上，治官之法与护官之法存在深刻矛盾，诸法合体导致法律之间内部不协调，量刑的随意性损害法律权威和稳定性，特别是法律没有基于人民的权利，更容易成为君主驭民之术，而非保护人民的权利的宣言书，最终走向人治。^[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