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义利合一、以义为上的中华商道，需要把握三个方面的原则，即价值认识上的“以义取利”，行为准则上的“先义后利”^[37]，以及价值判断上的“重义轻利”。

一是“以义取利”的价值认识。对于儒商来说，经商要以义取利，以义制利。要用正当适宜的方式和手段去取利，用道德精神规范求利行为，也就是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买卖公平，遵纪守法，不贪不义之财，不谋非法之利。经营工商业，当然要追求利润。但是，利润并不是最终目标。通过利润的创造，服务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才是儒商的最高价值追求。正如稻盛和夫所说的，企业的使命在于在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为人类的进步发展作贡献。^[38]这体现了中华商道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也是新商业文明的内在要求。

二是“先义后利”的价值路径。对于儒商而言，不能不重视利，也不能不讲义，只不过要分轻重缓急，要“以义为重”，“先义后利”，反对“先利后义”，更反对“见利忘义”。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中，先义后利恰恰是获利的根本途径。因为，要想利己，首先应该利他，利他才能利己。而且，只有全力以赴地为消费者着想，为其提供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才能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就此而言，先义后利是儒商获利的根本方法。因此，在实际的经营活动中，必须处处为顾客、员工、合作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着想，要“以爱己之心爱人”。正所谓“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瑶”，为别人的利益着想，带来的是自己的繁荣。(www.daowen.com)

三是“重义轻利”的价值判断。利以成义，舍利取义。把对义的追求作为最高目标，把经商赚钱作为实现社会道义的手段，为实现社会之义，义无反顾地奉献自己的全部利益。像陈嘉庚“倾家兴学”，张謇、范旭东、卢作孚等人的“实业救国”“实业报国”，都是这种崇高道德精神的表现，是儒商的最高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