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商业文明建立的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自利精神。不同于传统商业文明，新商业文明的理论基础是互利精神。众所周知，金融危机以及历史上的经济危机之所以周期性地爆发，根源在于传统商业文明，特别是传统商业文明的核心信条，即企业的宗旨是以企业利润为中心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忽视甚至不惜损害员工、社区、环境、社会和后代利益，最终也会损害企业和股东自身的利益。基于此，新商业文明必须放弃这种旧观念，倡导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实际上，以企业利润为中心和以股东利益最大化只是问题的表象，而非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在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的自利观念，这触及现代经济学大厦的地基。理性经济人（股东）利益最大化，是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前提，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一个完美的利己与利他、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统一，以及均衡的市场状况，即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通过市场的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可以保证市场供需均衡，使社会整体利益得以实现。但这样的结果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出现。历史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就是明证。所以，自从这一观点出现以来，就受到国家主义经济学家和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批判。

事实上，亚当·斯密提出这一观点时，是为市场中个人利益正当性正名，同时顺带嘲讽一下自我标榜为公众服务的政府官员。由于斯密没有设定自利的范围和限度，以至于同他后面的论述自相矛盾。如，他在论述自由贸易的合理性时，不止一次提到“商人和制造业者的私利”会阻止英国实现自由贸易。学者们正确地指出，既非自利、也非利他，是市场交换的前提，即互利才是市场交换之所以能够实现的前提。^[100]对此，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强调，斯密虽然被认为是理性经济人的奠基者，但是，斯密本人对这种经济人假设表达过深刻的质疑。他认为，无论是从实验博弈还是从其他行为经济学的检验结果看，纯粹追求个人利益的假设与所观察到的人们的实际行为之间存在严重冲突。他指出，追求私利并非人单一的行为准则，人与人之间行为的互动性，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结果及其利益。他进一步指出，将理性经济人假设运用到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理论中，实在是高抬举它了。是该将它掀下台了。^[101]

特别是今天，信息时代的来临和深化，更加凸显了互利这一前提的现实性，所谓自利的经济人必须考虑消费者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要利他，才能实现自身的利益。但是，能否就此认为，自利经济人考虑其他人的利益，目的还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其他人不过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手段？这种观点的实质是，把利他作为自利的手段，仍然囿于理性经济人的观点，并非我们所说的互利。互利的核心在于自利和利他的统一，其本质是自利和利他互为目的。实际上，把利他作为自利的手段，并不是也不能把他人看得不如自己重要；恰恰相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只有把他人视如自己，看作同自己一样的重要，才能而且也必须尽己所能，为他人创造价值，自利方能实现。把他人当作目的，他人才能把你当作目的；把他人当作手段，可能他人就会把你当作手段。企业之间如此，企业内部也是如此。所以，人与人之间必须互为目的，这是互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对此，康德曾深刻地指出：“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102]对此，北宋时期的张载指出，“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103]。真正的以人为本，必须把他人和自己同等对待。从中国的实践看，“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也是基于互利共赢的思想。正因为如此，2019年8月19日，以美国为主的两百多位知名企业CEO在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BRT）上发表声明，重新定义“企业的使命”，指出股东最大利益不再是唯一依归，企业所作决策要把客户、工人、供应商、社区及环境的利益纳入考量。否则，资本主义及其商业文明将难以为继。

关于互利的问题，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特色。儒家并不鄙视利，只是强调如何正当合理地取利。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义利可以两有，义利可以两全，但要以义为先，以义为本。经营工商业要赚钱、谋利，这个钱、这个利必须来得合理，不能不走正路。晋商说：君子爱财，生财有道；徽商说，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这些朴素的言语表明了晋商、徽商所持有的正确义利观，反对取不义之财。事实上，以义取利，方能把生意做长、做稳、做大，这恰恰合乎企业的最大利益和长远利益，否则不管合理不合理，一锤子买卖，狠赚一笔，但信誉丧失，买卖就会做绝，反而损害自身的长远利益。

对此，日本现代企业之父、创办过500多家企业的涩泽荣一鲜明地指出，义在利先，以义取利，义利合一，两者并不矛盾。涩泽荣一晚年在二松学舍讲授《论语》，笔录出版的讲义近千页。在日本近代工业化之初，涩泽荣一树立了经济活动与道德合一的伦理基础，对日本企业经营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同时，他还深刻地指出，如果自私地追求个人利益，反而会妨碍个人利益的获得，这恰恰是资本主义的悖论。^[104]就此而言，涩泽荣一的确具有远见卓识。

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对此都有深入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因为所有权必然向占有权转变，导致资本对劳动过度剥夺，资本所有者占有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劳动者仅仅获得满足最低生存的物质消费资料，致使社会整体有效消费能力的不足，最终引发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必然难以为继。(www.daowen.com)

就亚当·斯密而言，他也并不认同资本的暴利，反对资强劳弱的现实，并且忧心其带来的结果。斯密认为：“工资增高对商品价格抬高的作用，恰如单利对债额累积的作用。利润增高的作用，却像复利一样。我国商人和制造者，对于高工资提高物价、从而减少国内外销路的恶果，大发牢骚；但对于高利润的恶果，他们却只字不谈。关于由自己得利而产生的恶果，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只对由他人得利而产生的恶果，大喊大叫。”^[105]同时，斯密认为，尽管存在着劳动市场供需因素，但资本获利远大于劳动所得。不仅如此，在资本与劳动的博弈中，资本总是强势的一方，致使劳动者始终处于弱势，劳动者趋于贫困化。这种结果将导致社会急速退步，生产效率降低，以及社会公正的丧失。^[106]

亚当·斯密所言，的确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面是资本的暴利，一面是劳动者的相对贫困化，甚至是绝对贫困化，社会整体有效消费能力的不足，其结果必然导致市场供求失衡，经济危机周期性地降临，强制性解决供求失衡问题。在这一过程中，社会难以进步，公正难以保证，劳资走向对立冲突。要维持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解决资本暴利问题。

而要解决资本暴利，一个措施是，国家和政府必须出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开始探索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改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暴利本性，以期缓和资本主义劳资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和社会稳定，巩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中，19世纪80年代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建立起的社会保险制度，标志着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随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效仿，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崛起，国家不仅要在社会保障方面发力，而且要进入生产领域，加大政府投资生产，解决市场供求的失衡问题。对此，德国学者于尔根指出：“成功的资本主义恰恰会长期导致两极分化。如果没有社会福利措施，劳资矛盾就会酿成社会对立。纵观历史，国家干预对于资本主义的诞生、发展和存续绝对是必要的。”^[107]今天，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普遍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国民拥有了从摇篮到坟墓的良好保障，使得资本主义得以生存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体系极大地缓解了资本与劳动的矛盾。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没有也不可能消灭贫富差距。2019年，卡塔琳娜·皮斯托在《资本的编码：法律如何制造财富与不平等》一书中指出，当代的贫富差距水平，甚至超过了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旧制度时代。1980—2017年，新增财富的分配情况像一个“大象曲线”，顶层1%的人切走了27%的蛋糕，而底层50%的人口只分到12%，不到前者的一半。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法律赋予资本的创富的优先性（priority）、持续性（durability）、普遍性（universality）、可兑换性（convertibility），致使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资本暴利法治化，贫困化则注定固化。关键在于，这种情况几百年来都是如此。^[108]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再次采取减税等措施，其结果更有利于大资本所有者，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减税之利；但是，纳税之责却更多地砸向了中产阶级，以至于造成了中产阶级的贫困化，而且持续向下沉沦，加大了两极分化。而更重要的危害在于，今天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的极端民粹主义、保守主义以及逆全球化问题，正是这一问题恶化的结果。所以，如果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不能解决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不能推行劳资互利的经济模式，那么就只能曲线救国，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今天，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商业文明，应当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就需要我们回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西方商业文明的有益成果，还要努力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商业文明建立在更加坚实的互利经济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