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建立在人本主义基础上，是以人为本的文明，而西方文明建立在基督教文明基础上，是以神为本的文明。中国自西周以来就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以人为本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和品格。^[33]

（一）以人为本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和品格

中华商道，或者说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和品格是以人为本，是人道，真是这样的吗？鲁迅说过，他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鲁迅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按鲁迅的说法，以人为本或者人道，哪里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哪里是中华商道的本质啊！是这样吗？吃人与以人为本，相差得太远了吧。但是，我们要说，原本的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以人为本，这是儒家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创立和弘扬的道统。所谓吃人的历史和观念是在秦汉之后，作为统治者的专制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刻意扭曲儒家以人为本的根本精神，形成与道统根本对立的所谓吃人的政统。何以为证呢？我们仅仅通过下面两段对话来加以分析和证明。

我们先看管仲与齐桓公的一段对话。

齐桓公问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诗曰：‘人而无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34]

我们来看看这段话的含义吧。齐桓公问管仲：“当君王的人，应把什么当作最宝贵的？”管仲回答说：“应把天当作最宝贵的。”于是，齐桓公仰起头望着天。管仲说：“我所说的‘天’，不是苍苍莽莽的天。给人民当君主的，要把百姓当作天。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百姓亲附，就可安宁；百姓辅助，就能强盛；百姓反对，就很危险；百姓背弃，就要灭亡。《诗》中说，‘做人如果不善良，一个地方的人都会怨恨他’。百姓怨恨他们的君主，而最后不灭亡的政权，是从来就没有过的。”君主以百姓为天。背负着天道、天命、天理的君主必须以民为本、以人为本，也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否则君主最终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所以，所谓君主尊崇天道，实际上遵从的是人道而已，就是为人民服务而已。这是先秦时期一贯的思想。《尚书》里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35]，“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36]，“因民之所利而利之”^[37]，甚至是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8]，等等。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不仅仅是为人民服务，而且要加上四个字，全心全意。而中国共产党也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像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说的做到长期执政。这就是我们党始终强调的初心和使命。

第二段对话更能说明问题，这就是孟子与齐宣王的一段对话。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39]

现在我们来细细品味下这段话。齐宣王问道：“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有这回事吧？”孟子答道：“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宣王说：“做臣子的弑他的君主，可以吗？”孟子说：“破坏仁爱的人叫作‘贼’，破坏道义的人叫作‘残’。残贼俱全的人，叫作‘一夫’。我只听说过武王诛杀了一夫殷纣，没有听说过他是以臣弑君的。”在孟子眼里，夏桀王、商纣王是贼仁贼义者，就是不仁不义者，是独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所以，孟子说，他只听说诛杀了独夫民贼，没有听说过谁弑君。对于孟子这番话，明朝的皇帝朱元璋大为恼怒，要求将其删除，并将亚圣孟子驱除出孔庙，由此可见一斑。作为帝王，丧失了人道，就丧失了天道，这样的独夫民贼，实际上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大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的商纣王，就是不知天命就是民意，落得个自我了断。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段对话是同孟子“民贵君轻”的理念是一致的。

所以，根据上述，天道不过就是人道，商道自然也要遵循人道。在一定意义上，天道、人道、商道是统一的。另外，孟子的大道大义，朱元璋的勃然大怒，应当给予我们警示，我们应当好好反思一下下面这个说法，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些观念应该是对儒家思想的最大误解了。儒家有等级秩序观念，但更有权责对等理念。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仅是等级秩序，更是权责对等，即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否则，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所以，作为臣子，作为儿子，并非唯唯诺诺，更不是沦落为所谓的“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可悲之地。儒家原本精神绝非如此。必须是“君使臣以礼”，方能“臣事君以忠”；必须是“父待子以慈”，方能“子待父以孝”；必须是“夫待妻以和”，方能“妻待夫以顺”；必须是“兄待弟以友”，方能“弟待兄以恭”；而“朋友以义互存”。对于孔子的这种观点，孟子一如既往地坚持并有所发展。基于“民贵君轻”的理念，孟子指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40]可见，孟子坚决反对帝王拥有绝对权力。他将君臣关系视为相互制约、互相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孟子进一步指出，“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41]。这是说，君有过，则臣应规劝，如果反复规劝还不听，臣就可以换掉他。这同前面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精神是一致的，只不过这里是从君臣关系的角度强调的。就此而言，儒家所说的“五伦”关系，既是相对的，也是互动的。^[42]这是一种权责对等关系，更是一种互重、互敬的平等关系，体现了人之为人的尊严。

毫无疑问，孟子对孔子的观点是有所发展的，其气节更加刚强。孟子不仅有凛然大义，更有浩然正气；不仅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更要“威武不能屈”。面对权贵，甚至是帝王，“君不君，则臣不臣”，无道之君，皆可得而诛之。这是怎样的正气凛然！又是怎样的威武阳刚！又是怎样的气节血性！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奴颜婢膝呢？实际上，儒家思想创始人坚持和发扬上古的民本思想，具有强烈的反对专制和暴政的传统。如《尚书》中所言：天听自我民听，天使自我民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等，所以，这也正是秦始皇灭儒的原因。而到了孟子则进一步提出：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经由孔子、孟子的发展，具有了新的内涵，它触及的是权力的来源问题。从孟子的角度看，这个民本的含义，不是从统治者角度来思考的，因为孟子本身不是统治者，他是一个文化精英，他是站在一个非常中立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君不是权力的来源，人民才是权力的来源。因而，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是，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力的合法性在于人民。更重要的是，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更根本，它适用于任何政体。即使是民选出来的政治领导人，这个“民”也比他这个政治领导人更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本甚至比民主更重要。^[43]

当然，要指出的是，孟子民本思想并非止步于权力来源问题，他还进一步提出了民本的政治原则和保证百姓权利、利益的思想。实际上孟子提出了关于民主的程序问题。孟子指出：“国君进贤，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44]这实际上提出了任用、罢免以及惩罚干部的民主程序。

遗憾的是，孟子提出了民主程序问题，但没有相应的民主制度保障。自然，我们不能苛求于孟子。毕竟在2 400多年前的历史条件下，孟子还无法设想出具体的民主制度。但是，孟子关于权力的来源问题，特别是关于民主的程序问题，实际上已明确了国家大事归根结底应该由全体国民说了算，这是典型的民主精神。与之相比，同时期的古希腊的确存在着城邦民主制度，但这种民主制度完全剥夺了女性和奴隶的民主权利，民主仅限于城邦中少数自由人，其民主精神就远不及孟子。当然，不可否认，从民主制度的角度看，古希腊的民主思想更为成熟。^[45]

历史在发展，对儒家民本思想的阐发也在深化发展。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坚决反对封建专制，提出了君民平等的民主思想。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指出，上古时代，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即君主服务天下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而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上古时代的帝王受到人民拥护和爱戴的原因在于此。然而，后来的君主却“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这样的君主，“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46]就此，黄宗羲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家天下”的合法性。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对此，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也提出了类似的思想。顾炎武认为，皇帝并不是至高无上、绝对尊贵、神圣不可侵犯的。“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取厚取于以自奉。”^[47]天子并不神圣高贵，与公侯一样，并非世上最高贵的人。皇帝不应该认为自己至尊至贵，作威作福，欺压人民、剥削人民。应当说，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进一步深化发展了儒家的民本思想。

这里，需要反思的是，“五伦关系”和人本思想是如何被扭曲的呢？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献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为了讨好皇帝，董仲舒擅自将“五伦”变为“三纲”，把君、父的权力绝对化，而把臣、子的义务绝对化。到了南宋，朱熹解释的儒家伦理，将“五伦”的相对的互动关系变成固定结构。人与人的关系，就成为不容颠覆的格局，臣、子彻底听命于君、父，成为人间伦常秩序。^[48]至此，孔子努力倡导的权责对等关系，大打折扣乃至形存实亡。被扭曲、阉割的儒家思想成为服务于帝王特别是无道帝王统治的工具。以人为本的天道就此失色，但人道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即使艰难，却始终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其作用。同时，儒家根本精神即使被扭曲、阉割，但这些都不能遮掩儒家根本精神所强调和弘扬的人的尊严、人的平等这样一种文化光芒。^[49]

当然，尽管“五伦”关系是权责对等的关系，但是，对于一方的不仁，另一方是否就一定不义呢？事实上，更艰难但也更崇高的抉择是，你不仁，我不能不义。^[50]这就是孔子的抉择，所以，为了天下苍生，孔子不计安危，奔走四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也是岳飞的抉择，为了社稷黎民，岳飞不计生死，精忠报国，死而后已。当然，对于极端不仁不义者，天人共愤，必然自取灭亡。人本精神或人道精神是共同的精神和价值。(www.daowen.com)

所以，对于企业家而言，所谓商道，应该也必须遵从人道、人本，即为人民服务。可能大家会说，商人或者说企业家不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吗？怎么会为人民服务呢？这里我们来看看这两位年轻的创业者如何说的吧。说出这两位创业者名字大家可能不认识，但是现在有太多人在用它的产品。有多少人呢？2019年就有4.7亿人。这就是喜马拉雅FM在线视听。这两位创业者，一位是陈小雨，一位是余建军。看看他们是如何看待企业家精神的吧。陈小雨指出，企业家精神的第一条：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看到这，你一定会迷惑吧。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怎么会是追求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呢？怎么会有这么崇高的精神呢？不用着急，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如何解释的。他们说，这种精神不是因为道德水平高、天生具有自我献身的觉悟，而是被残酷的市场竞争逼出来的。这样看来，作为企业家，他们认识到以人为本的商道是被动认识到的，是市场竞争倒逼出来的。^[51]换句话说，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不是说你愿不愿意为人民服务，而是你为了企业的生存发展必须为人民服务，必须以人为本，必须遵从人道。当然，作为工商业者，你说你就不愿意为人民服务，就要假冒伪劣，就要坑蒙拐骗，且不说这种行为是违法犯罪行为，在今天应当也必须依法严惩，在法制越来越完善的今天，对待这样的商人，除了让他们蹲大狱，还要让他们终生不得再进入市场。比如毒奶粉、无效疫苗、黑煤窑等。正如2 500多年前的管仲所说：非诚贾不得食于贾。^[52]从市场的逻辑（角度）看，这样的企业和企业家获得的只能是短期的眼前利益，无法获得长期的长远利益，最终会被市场淘汰出局。当然，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角度看，必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法严惩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官商勾结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更是法治经济。

这里有必要再谈谈我们对儒家经典的误读。其实这种误读相当多。比如《论语》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53]。一般的理解是，对于学习的知识，要时常复习，这是很快乐的事。这就完全理解偏了。这里的关键是，一是“学”的是什么，二是“习”是什么意思。学在这里指的是学习做人的道理，习指的是实践。所以，对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理解应当是这样的，学习做人的道理，特别是学习做一个有道德的君子，而且要时时加以实践，这才是让人快乐的事。可能有人会说，这样理解对吗？《论语》的下文接着就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54]就是说，作为弟子在家要孝顺父母，出外要顺从兄长，行为时常谨慎、守信，博爱大众，亲近仁者。在上述几点全部做到之后，若有余力，则可研习六艺之文。所以，正确的理解就是，学习做人的道理，并时时加以实践，这是快乐的源泉。这也印证了我们常说的助人为乐、做事先做人的道理。

再如，对于“学而优则仕”的误解。一般的理解是，努力学好知识、技能，目的就是出仕做官。这显然扭曲了儒家思想。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一个人要努力学习，做一个有道德的君子，一个超越个人利益的君子，在此前提下，作为君子，就要出仕为官，目的是造福天下苍生。实际上，学而优则仕前面还有一句话，更能说明问题。这句话是“仕而优则学”，意思是，修炼成一个君子才能出仕为官，但这还不够。作为仕或者官员，还要努力学习，提高修养，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事、能力。当然，作为官员首要的还是要提高自身修养。刘少奇同志写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作为中国人而言，修养是终身的事。这是追求人生意义的中国人的宿命。所以，孔子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55]。修身就是德行的自我提升，不能仅仅体现在口头上、认识上，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上、实践上提升自己，成为一个人，一个君子，超越个人利益，造福于天下苍生。应当说，儒家创始人建构的这种人文精神，历史上并没有很好地发扬光大，加上科举制的弊端，儒生为了功名利禄，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也丧失了儒家的人本精神。^[56]当然，要指出的是，科举制的弊端在于其考试的内容，而不是考试的形式。英国建立的文官制度，就是学习了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这个形式能够挑选有能力的人进入政府作为治国安邦的人才，所以总体上说还是好的。^[57]

应该说，类似的关于儒家经典的误解比比皆是，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当然，这里必须再三强调的是，并不是说儒家经典全是精华。就算是精华的部分，也需要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里应当强调的是，人本主义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和品格。这种人本主义精神，在十六世纪传入西方，成为西方启蒙主义批判神本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武器。所以，并非人们一般认为的，人本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它恰恰是中华文化的“土特产”。^[58]对此，我们要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中华文化，要有文化自信；同时，我们也要有文化自觉，即更自觉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二）神本主义的神话

同人本主义的中华文化不同，西方是神本主义文化。说起神本主义的西方文化，西方人常常引以为豪，显得高人一等，并蔑视和恐惧中国这一不重视宗教的文化体系。他们认为，中国人连上帝都不信仰，岂不是太令人不可思议，太恐怖了。因为，他们认为，不信仰神，就没有敬畏感，就无所畏惧，就可能无恶不作。

那么，我们就看看这些信仰上帝的有敬畏感的西方人是如何无恶不作的吧。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就不用提了，是这些有敬畏感的西方人创造的“奇迹”。历史回溯到1533年，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带着186个人、27匹马，关键还有5个传教士，进入南美印加帝国，以如此少的人，号称“奉上帝之命”，屠杀了3 000万印加人，灭亡了庞大的印加帝国。^[59]那么，这个皮萨罗是何许人呢？他是一个西班牙军官的私生子，目不识丁，当过流浪汉。当年，他带领人马以及传教士侵入印加帝国时，善良而又好奇的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不仅对他进行了拜访，还宴请了他。但是，同所有侵入南美大陆的殖民者一样，野蛮的皮萨罗将手无寸铁、轻信的印加皇帝监禁起来，并残杀了他的许多随从，然后开始索要赎金。可赎金不是以斤计，而是以空间计。一个占地长22英尺^[60]、宽17英尺、高达7英尺的房间，装满黄金白银。皇帝为获得自由付出了赎金。但凶残的皮萨罗得到赎金后，却又背信弃义地杀害印加皇帝。之后，贪婪的皮萨罗带领人马又开进首都库斯科，将它洗劫一空。^[61]从此，源源不断的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大陆开始了最为野蛮凶残贪婪的财富掠夺。

据估计，1521年到1544年，西班牙从拉丁美洲运回的黄金每年平均为2 900公斤，而白银有30 700公斤。1545年到1560年间数量激增，黄金每年平均为5 500公斤，白银达246 000公斤。在入侵拉丁美洲的300年中，西班牙人共运走黄金250万公斤，白银1亿公斤。^[62]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1913—2004）在其巨著《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中也指出，1503年至1660年，西班牙人从美洲得到了总计18 600吨登记白银和200吨登记黄金。但是，未登记的、私自运入西班牙的金银估计占总数的10%至50%。^[63]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庞大的财富并没有给西班牙带来经济发展，反而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64]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西班牙殖民者向海外扩张，并不具有工业生产实力，因而，西班牙殖民者极尽所能，疯狂地掠夺新大陆的财富。另外，西班牙人特别是西班牙贵族非常鄙视工商业，所以，靠掠夺暴富的西班牙殖民者没有动力投资生产领域，而是大量购买地产和奢侈品，由此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16世纪上半叶中西班牙突然繁荣的经济最终衰退。^[65]

对于贪婪残暴的西方殖民者，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66]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关系产生的直接基础是资本原始积累。这个过程是以暴力方式进行的，对内疯狂地掠夺农民的土地，对外进行残酷的殖民掠夺，因而是一部“掠夺史”“血泪史”。所以，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67]，“对于他们这种剥夺的历史不是臆造出来的，而是用不可磨灭的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68]。事实上，即使在今天，西方的学者也是客观地指出这一历史事实的。德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于尔根·科卡（1941—）在《资本主义简史》中就指出：“工业化进程得益于奴隶贸易的巨额盈余。……资本主义诞生时就带着鲜血和污迹。”^[69]总之，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关系确立的基本条件被创造出来：雇佣劳动。与此同时，资本的扩张本性也被创造出来，殖民掠夺正是这种本性的最初显露。也就是说，资本的扩张本性是与资本关系一同被创造出来的。

但是，更为残忍的是，信仰上帝的西方人号称奉上帝之命毁灭了印加文化，造成了亘古未见的罪恶。对整个西方殖民者而言，他们从“新大陆”掠夺的贵金属，数量极其惊人，相当于旧大陆数千年开发出的总量。这些财富刺激了西方对商品的需求，城市手工业和作坊工业迅速发展。大量商品的生产又促进了重商主义以及后来的资本主义，引发了后来的工业革命。从此以后，工业生产取代了农业生产，一跃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这一大批从美洲掠夺来的财富，单靠旧大陆稳定的经济状态，就不可能积累这么大的能量，在世界历史上造成史无前例的巨大改变，造成白人统治世界的近代史。^[70]

当然，西方人不仅仅是占有殖民地掠夺黄金、白银而已，他们还在约200年的时间里，^[71]持续不断地贩卖了3 000万非洲黑人到美洲，就是保守估计，被贩卖的黑人也近1 500万黑人。而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指出，在1500年至1867年间，有1 200万到2000万奴隶被贩卖，到1850年，在南北美洲，非洲裔奴隶的人数是白人的3至4倍。^[72]但是，在那些被贩卖的黑人中，真正能到达美洲的不过十二分之一，仅仅100多万人。大多数黑人或是逃亡时被杀，或是窒息在狭小的船舱之中，多数死于途中。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出现持续如此长久、规模如此巨大的将人类当作牲口贩卖的行为。^[73]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悲愤而痛心地指出，非洲是人类的起源地，产生了世界文明发展中的许多开创性的成果，但此时却开始沦为欧洲的统治领地和猎奴场所。这些黑人像动物一样被贩卖到“新大陆”。^[74]以神为本的西方殖民者灭绝人性、贩卖奴隶的罪行，规模巨大、残暴不仁，对他们罪恶的控诉怎么都不为过。但是，可怕的是，西方人对这段历史刻意遗忘，几乎没有人强调这段历史，更没有人指出这些掠夺对于西方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的重大作用。^[75]当然，近代以来中国同样被这些神本主义者疯狂掠夺，致使中国深陷亡国灭种之边缘，成为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最惨重、最耻辱的记忆。

然而荒谬的是，掀起两次世界大战、屠杀无数生灵、制造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苦难的西方神本主义者，战后却摇身一变，成了世界的人权教师爷，开始肆无忌惮地指责被他们奴役、殖民的人民。最新的记录是，2020年11月30日，青年画家乌合麒麟根据澳大利亚自己公布的事实创作的一幅漫画，谴责澳大利亚驻阿富汗军队惨无人道屠杀平民的霸道行径。但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澳大利亚在承认了罪行之后，竟然对中国基于事实的人道主义谴责暴跳如雷，竟然还要中国政府道歉。“我做了什么，那是我的事，反正轮不到你来说我”，典型的自我中心主义和西方霸权思维，无耻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学者认为，这一事件显示了走向没落的西方强国，连在最基本的程序意义上维持所谓普世价值的样子都懒得装下去。战争罪行的披露，澳大利亚政府的拙劣表演，以及西方国家基于明显种族主义色彩的政治认同站队，诸如此类代表着旧国际体系中错误糟糕的一部分，竟然如此强硬，如此邪恶，对今天的中国人真是一副清醒剂。这种罪恶虽然终将被历史抛弃，但任重而道远。

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非有宗教信仰就有敬畏。同时，也不要遗忘，西方的发展是建立在对世界最野蛮、最残酷的掠夺基础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恰恰是建立在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基础上，建立在深厚的中华文明基础上的。对此，我们应该要有文化自信。当然，今后中国的发展，必须也只能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但是，我们也必须反思一下，改革开放以来，各种不道德现象层出不穷，一些商人为了图财不惜害命，以各种违法犯罪的方式牟取私利，造成了不可饶恕的人间悲剧，如黑砖窑事件，如三聚氰胺事件，如地沟油事件，等等。这些恶行，除了市场经济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等原因，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所谓的市场无关道德、经济不讲道德的错误观念，到经济学道德中立说，而这都源于对亚当·斯密“理性经济人”的误解，继而将谬误教条化和神化的结果。斯密认为，经济活动的动机即在于人的自利心。他指出：“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76]追求个人私利的主观动机，能够在“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自身的调节力量牵引下，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从而产生促进社会共同利益增加和社会繁荣的客观结果。在这里，斯密明确指出的是，为了自利，先要利他。利己是目的，利他是手段，但利己与利他具有一致性，就是要最终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就此而言，斯密至少是一个合理的利己主义者。

事实上，斯密不仅写就了巨著《国富论》，而且还倾毕生精力创作和修改了巨著《道德情操论》。很明显，他更加重视的是后者。斯密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77]所以，斯密重视自利的理性，但更重视的是有利于社会的道德，不能不说是后人将斯密的自利误读为理性经济人，并将其教条化和神化，即自利人变成了理性经济人。而理性经济人，掌握全部知识和信息，能够恰当选择，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至此已将斯密的“自利人”抽象为完全理性、简单、可量化的“机械人”，使得“自利”的前提条件被偷换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也使得经济学彻底转化为只有技术工具意义上的学科。对此，阿玛蒂亚·森认为，这是造成现代经济学贫困的根本原因。他尖锐地指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经济学研究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分离使它失去了用武之地。”^[78]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威廉·勒特因就指出，“每一个经济行为，都是人类的行为，也足以称为道德行为”^[79]。事实上，在现实中，商业得以维系的重要奠基就是信用，商业世界游戏规则的建立基础就是人性的底线道德。2008年金融危机就很好地告诉我们，危机源于失德。所以，市场不可能无涉于道德，经济不可能脱离道德。然而可悲的是，极其重视商业道德的文明中国，却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了迷失，究其原因，不能不说，其中有些经济学者一味地谬传教条，神化理性经济人概念，丧失了我们最为珍贵的中华商道精神。对此，我们应当也必须好好反思一下前面说过的华为成功之道：“小胜靠智，大胜在德”。不仅如此，必要的是，我们必须站在21世纪新商业文明的高度上，对此进行更深入的反思，对中华商道进行现代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