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对中华商道的认识，培养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关键是要深入认识文化的结构和功能。在此基础上，还要清晰地把握商业文化和企业文化的结构和功能。这样，才能深入分析中华商道和企业家精神的关系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本书对中华商道与企业家精神这一核心问题进行探讨所使用的分析框架。

众所周知，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35]在这里，我们是从广义角度来分析文化的。

据此，就文化的结构看，文化包含物质（技术）文化、制度（组织）文化和精神（价值）文化，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36]其中物质文化是基础，处于结构的表层；制度文化是保障，处于结构的中层；精神文化是核心，处于结构的核心。简单地看，三者的关系是：精神文化主要体现为核心价值观，核心是以人性需要为本，即以人为本，或是以人为中心，也就是我们今天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是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根据；物质文化以生产工具为基础，主要体现为一定技术水平下的产品和服务，以符合人性的需要为目的，是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基础和体现，本质上要体现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制度文化主要体现为以法制为基础的组织和行为制度规范，以保护人的权利和利益为目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保障，本质上是对以人为本核心价值观的规定。正是在此意义上，人本的精神文化是商业文化的核心，是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根据；而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是对人本精神文化的反映和保障。在一定时期的发展阶段，它们三者应当是彼此协调一致的。否则，这种商业文化是难以适应和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的。

这里，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来认识这三者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人民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7]这就是说，物质文化是以生产工具为基础构成了经济基础，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是以法制为基础的制度规范和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共同组成的上层建筑。同样的，在一定时期的一定发展阶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应当相互协调一致的。否则，就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

当然，物质文化中的科技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工具创新改进，由此在生产出更先进、更符合人性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时，必然会引发相应制度文化的变迁，以适应和保障新生产力的发展。而精神文化是否会产生相应变化，关键在于精神文化的内核，也就是核心价值观的人本性质。换言之，以人为本是根本；若说核心价值观发生变化，只能是更符合人性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符合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但是，人本精神的内核随着时代发展，将会有新的阐发和弘扬。它的内核不应改变，也不能改变。如，“仁”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其内核是，“仁者爱人，以人为本”，这同文化精神层面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对于“仁”来说，孔子曰成仁，孟子曰取义。孔子的仁，强调视人如己；孟子的仁，强调社会责任。宋明理学时期，朱熹的仁，强调新民；而明朝心学时期，王阳明的仁，强调仁民；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则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时代在变，但“仁”的内核却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学者们指出，以人为本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和品格^[38]，它将随着科技进步更加凸显，并非改变。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绵延，就在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延续不断。“仁”的核心价值观在中国数千年未变，所以，中国文化也就数千年绵延不断。^[39]

从这个意义上说，“仁”也必然是中华商道的本质。对此，笃信中华商道的稻盛和夫也明确指出，商也，乃仁。^[40]如果简洁一点，以人为本其实就是人本、人道，那么，人本、人道就是商道，中华商道的本质就是人本、人道。这样，我们可以说，儒商就是以儒家核心价值观指导企业经营的企业家，即以儒家“仁、义、礼、智、信”为核心价值观指导企业经营的企业家。“仁”为根本理念，“义、礼、智、信”是“仁”的充分体现和展开，目的在于以人为本，追求和服务于人类对更美好生活的需求。以人为本的中华商道具有丰富的内容。如“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商道精神，“以义取利、见利思义”的义利精神，“非诚贾不得食于贾”^[41]的诚信精神，经世济民的家国天下情怀，互惠互利的商业智慧，贵群尚和的集体精神，等等。简言之，中华商道蕴涵的人本观、义利观、诚信观、创新观、集体观、家国观，赋予了中国商业文明独特的精神气质。

当然，就儒商的概念而言，是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的。儒商在春秋、战国之际虽已出现，但是，当时有儒商之实，并无儒商之名。那时令人称道的商人被称为“诚贾”“良商”。明嘉靖、万历之际，已经出现并流行“儒贾”说，到清顺治、康熙时才出现“儒商”说。历史发展到近代，以张謇为代表的儒商倾其一生的心血实业救国，推动了近代儒商的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华大地上儒商再次崛起，蔚然成风，成为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伟大力量。

另外，这里有必要就商人和企业家作一个简要说明。商人或企业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商人或企业家是指商业流通领域的经营者。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的历史发展中，所谓的商人或企业家，主要就是这种狭义上的商人或企业家。广义的商人或企业家是指工商业一切领域的经营者，尤其是指工业领域或者说是实业领域的经营者。在中国，到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人们所强调的实业救国，主要指的就是生产领域或工业领域。今天，人们同样是从广义的角度来指称企业家的。当然，也更重视所谓实业领域的企业家。

当前，新技术革命如火如荼，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或者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既是新技术革命的根本目的，也是新技术革命的根本动力。新技术革命更加凸显了人本价值观的意义。对此，美国学者哈克在《新商业文明：从利润到价值》一书中指出，工业时代是以企业和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这种价值观及其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上了绝路。他认为，20世纪商业理念以攫取最大利益为目的，将成本转嫁到普通民众、社会、社区、环境和后代身上，是不公平的，其后果是不可逆转的。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将次贷危机的巨额成本转嫁给公众、社会、后代了。^[42]而21世纪的新商业文明立足于新技术革命，利润追求让位于价值创造，目的在于改善大众、社区、社会和后代的生活状况，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43]新技术革命需要与之相应的新商业文明，而新商业文明的本质正是以人为本。新商业文明更加了凸显人本这一核心价值观。

总而言之，文化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其中以人为本的精神文化是核心。明确了文化的结构及其核心，还需要进一步来了解商业文化（文明）。显然，与文化的结构一样，商业文化（文明）的结构也是如此，分为商业物质文化、商业制度文化、商业精神文化。商业文化（文明）的结构及其关系也和文化的结构及其关系是相同的。同样地，企业文化的结构也是如此，分为企业物质文化、企业制度文化和企业精神文化。而企业文化的结构及其关系同文化的结构及其关系也是相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商业文化（文明）和企业文化具有一致性，可以当作是同一事物。因此，下面我们在分析文化的功能时，直接分析商业文化（文明）的功能，而不再分析文化的功能和企业文化的功能。

就商业文化（文明）的功能来看，相对于商业文化（文明）的结构，商业文化（文明）的功能主要有三大功能：满足需要功能、经营管理功能和交流辐射功能。

首先，满足需要功能。文化的功能，或者说商业文化（文明）功能，从根上说就是满足人的需要。^[44]而人的需要就是人性。^[45]满足人的需要，就是满足人性的需要。这是商业文化（文明）的根本目的和价值。无论是财富说、利润说，还是价值说，都并非是商业文化（文明）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它只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手段，是我们获得真实自由的手段^[46]。

其次，经营管理功能。在商业文化（文明）中，商业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商业经营管理活动过程中起着导向、规范、凝聚、激励等作用。其中，商业精神文化所体现的价值导向，能够起到精神激励的作用，特别是共同的价值观，以及体现这种价值观的企业公平、公正的管理、薪酬、升职等企业制度文化，能够发挥目标激励、行为激励、竞争激励等积极作用，能够发挥比物质激励更强、更持久的动力^[47]，调动起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出人们的潜在智慧，充分发挥每个员工的知识和优势，提高各部门和员工的自主管理能力、自主经营能力和企业忠诚度，降低员工流动和雇佣成本，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的快速发展。^[48]

最后，交流辐射功能。商业文化（文明）对消费者、员工、企业、市场、社会以及国际环境起着交流、辐射作用，这是由商品交换的社会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商业文化（文明）的交流辐射功能主要是由商品和服务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及其传播来发挥作用的。商品交换及其文化交流超越了地域、民族、国界的范围，不同的商业文化（文明）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推动了商业和商业文化（文明）的发展。^[49]

总之，从商业文化（文明）的结构和功能来认识和分析中华商道与企业家精神，可以更加透彻地认识到，人本价值观是中华商道的根本之道，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义，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在今天，是应当也必然具有共同价值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是后发展国家，就物质文化层面以及制度行为的法制层面，中华商道还有不足之处，应当也必须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而这些技术和制度，正如德鲁克所说，是可以引进的，也是应当且必须学习和借鉴的。当然，要指出的是，这些技术和制度可以称之为“术”。而道和“术”必须有机结合，相辅相成。这也正是商业文化（文明）的结构所揭示的一般性规律，即商业文化（文明）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

进一步来讲，中华商道强调的是人性自觉，而西方商业文化更注重理性自觉。所以，华为公司的首席管理科学家黄卫伟指出，东方道+西方术=华为的成功。无独有偶，方太的二代掌门人茅忠群也深刻地指出：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驭术^[50]。当然，归根结底，道是根本，是目的，是动力；而术是技术，是方法，是手段。道要驾驭术，术要服务于道。对此，成中英分析指出：“人性和理性，都是人类所需要的。如果只有人性，而没有理性，人类就只有质而没有文，只有情而没有理。若只有理性，而没有人性，人类将沦为冷血的机器，丧失道德价值的肯定，只讲求方法而不讲目的。……一定要坚持人性的自觉，同时也要扩大理性的自觉”。^[51]要把道与术相结合，把人性与理性相结合。这是今天传承和弘扬中华商道的必然要求。

另外，还要强调的是，今天新时代中国的企业家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特别是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无所不用其极的技术脱钩、打压和卡脖子行为，是在先进的芯片等技术既买不来也求不来的情况下，只能靠自己。我们的企业家除了以更加开放的精神学习和借鉴包括西方在内的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同时，更要深深扎根于以人为本的中华商道的基础之上，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奋斗精神，大力推进科技的自主创新，努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彻底打破西方的技术霸凌，推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实现。

【注释】

[1]苹果公司年销售收入表，见财富中文网（http：//www.fortunechina.com/fortune500/c/2020-05/18/content_365275.htm.）。

[2]世界各国GDP统计，见https：//www.kylc.com/stats/global/yearly/g_gdp/2019.html.

[3]苹果公司年销售收入表，见财富中文网（http：//www.fortunechina.com/fortune500/c/2020-05/18/content_365275.htm.）。

[4]世界各国GDP统计，见https：//www.kylc.com/stats/global/yearly/g_gdp/2019.html.

[5]华为公司2017年年报，见https：//www.huawei.com/cn/annual-report.

[6]世界各国GDP统计，见https：//www.kylc.com/stats/global/yearly/g_gdp/2019.html.

[7]华为公司2018年年报，见https：//www.huawei.com/cn/annual-report.

[8]华为公司2017年年报，见https：//www.huawei.com/cn/annual-report.

[9]同上。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页。

[11]郭树清：《企业家的作用无可替代》，《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1日第5版。

[12]戴维·兰德斯等：《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从古代美索布达米亚到现代》，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页。

[13]戴维·兰德斯等：《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从古代美索布达米亚到现代》，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9—30页。

[14]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历史的教训》，倪玉平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 38页。

[15]吴慧：《中国古代商业》，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16]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复兴》，《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盛洪：《儒学的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第199页。

[17]富兰克·H·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8页。(www.daowen.com)

[18]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8—83页。

[19]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205页。

[20]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5—137页。

[21]同上

[22]彼得·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36—39页。

[23]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历史的教训》，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0页。

[24]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纲要》，《改革》1995年第3期。

[25]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制度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26]德鲁克：《德鲁克：中国的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政工研究动态》2006年第9期。

[27]阿马蒂亚·森：《经济学与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2页。

[28]稻盛和夫：《企业家精神》，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14—15页。

[29]稻盛和夫：《企业家精神》，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页。

[30]稻盛和夫：《企业家精神》，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167—168页。

[31]《孟子·尽心章句上》

[32]赵士林：《中华传统文化开讲》，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9页。

[33]《论语·雍也》

[34]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6页。

[35]《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924页。

[36]周文彰：《略论商业文明》，《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38]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6页。

[39]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华文化的复兴》，《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40]稻盛和夫：《企业家精神》，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299页。

[41]《管子·乘马》

[42]乌麦尔·哈克：《新商业文明：从利润到价值》，吕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3页。

[43]乌麦尔·哈克：《新商业文明：从利润到价值》，吕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推荐序言1，第1页。

[44]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译序第2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第514页。

[46]Sen，A.K.（2000）Development as Freedom，New York：A.Alfred Knopp：14.

[47]贾春峰：《贾春峰说企业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63—65页。

[48]王建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49]傅立民、贺名仑主编：《中国商业文化大辞典》上卷，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50]黄芳等：《茅忠群文化自信与方太战略创新》，《企业管理》2021年第2期。

[51]成中英：《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8页。